在日本，众议院选举，即“大选”在一般情况下每四年举行一次， 2009年众议院选举是第45届。在这次大选后，于1996年成立、年仅“13岁”的民主党获得议席多达308个，超过了“绝对稳定多数”。虽然未能达到占议席总数三分之二的“压倒性多数”，能够达到这个结果也已经“超出了民主党自己的预想”；另一方面，于1955年成立、年届“54岁”的自民党仅获119议席。而4年前大选结果是，民主党113议席，自民党296议席，可以说民主党获得了名副其实的“压倒性的胜利”。

    从1955年开始长期执政的自民党在1993年曾经“暂时”被赶下台，那是自民党本身发生分裂所造成的。在1993年大选中，自民党的议席数减至空前之少的223个，跌破半数。然而通过这次大选，自民党时隔16年再次下台，其所获议席竟比16年前的最低纪录还少了104席，可见对自民党的打击之大，也可见日本大多数国民对自民党，特别是小泉政权推行的新保守主义、新自由主义政策的不满之强烈。如果说1993年自民党仅仅是“首次”被暂时赶下台，那么这次则是“首次”被剥夺众议院第一大党的地位，这两个“首次”的意义是大不一样的。2009年大选显然是“两大政党之间的选举战”，是导致政权交替的选举战，日本国民在“是让自民党继续干下去，还是换一个政党试试”之间，毅然选择了后者。正如鸠山在2009年10月26日的首次施政演说中指出的，民主党上台的根本原因在于民众对自民党色彩的政治丧失信心。

    如果说1993年大选后并未能确立“两党体制”，那么，经过2009年大选，日本能否真正打破“一党垄断”而确立“两党体制”，形成国民可能在两大政党间进行有效选择，即不是过去那种“国民对自民党”的“一对一”的关系，而是“国民对自民党和民主党”的“一对二”关系，从而导致国民权力的增大，换句话说，持续半个世纪以上的“1955年体制”能否真正被“2009年体制”所取代，还有待今后历史学家给出公正的答案。

    民主党获得“压倒性胜利”的历史意义及其背景

    关于这次大选的结果，在一定意义上与其说是民主党的胜利，不如说是自民党的失败给民主党“让了路”。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自民党的失败在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功于前首相小泉在“砸烂自民党”的口号之下，破坏了政治家为当地住民谋利益以获取对自民党支持的“权（自民党的权）与益（带给选举地盘的利益）”交易政治，可以说，正是小泉“革新的成果”让自民党失掉了多数选举地盘，这才使擅长猎取选票的民主党干事长小泽一郎得以大行其道。

    对于日本来说，民主党在这次大选中获得“压倒性胜利”具有非凡的历史意义：

    其一，打破了从1955年至今（除去1993—1994年的10个月时间）自民党对日本政坛的长达半个世纪以上的垄断，跨出了走向“两党体制”的重要一步。

    其二，打破了以官僚、“族议员”、①财界相勾结的“铁三角”为标志的特殊利益集团掌控日本政坛的局面。

    其三，这次大选的结果反映了大多数民众对新保守主义、新自由主义的不满，反映了日本国内政治潮流正在出现的变化，而且这种变化与近年来美国国内政治潮流的变化存在着一定的相互呼应关系。为此，可以期待这次大选结果可能成为扭转冷战结束以来日本政治长期右倾化的一次重要契机。

    如果说美国国内政治潮流的变化将奥巴马推上了总统宝座，那么，日本国内政治潮流的变化则将鸠山由纪夫推上日本第93代首相（是继安倍晋三之后的第二位战后出生的日本首相）宝座。以鸠山由纪夫为首的民主党新内阁（17名内阁成员中有15人来自民主党）基本上由“重视亚洲”派的政治家所主导，可以看作是一个“重视亚洲”的内阁。

    虽然民主党和自民党都是保守政党，而且在民主党内存在着从右到左的各种派系，但目前在民主党占主导地位的是“中间偏左”的政治家。民主党新政权的基本政策取向，包括强调向国民利益倾斜，而不是向少数特殊利益集团倾斜的政策公约，及其在外国人参政权、教育政策、历史认识等方面所提出的理性主张，反映出一种明显区别于右翼民族主义思潮的、全面而深刻的政治理念，体现出民主党新政权与近年来在欧洲、美洲等地得势的“中间偏左”政权存在着很多共性。如果民主党政权能够利用至少4年的掌权时间，利用不受到“扭曲国会”困扰的有利条件，果敢地推进符合日本国情的政治、经济、社会改革的话，就可望日本的历史车轮向前推进一大步。

    另一方面，即使在自民党内，也出现了顺应潮流而动的倾向。2009年9月末鸽派政治家、前财务大臣谷垣祯一当选自民党总裁，就说明了这一点。有自民党政治家认为，随着日本国内政治潮流的变化，自民党如果继续向右转，其选举地盘会进一步缩小。

    其四，在外交上，通过打破战后以来在发达国家中独一无二的“一党超长期执政”局面，向世界显示了日本的议会民主主义制还是能发挥正常功能的。

    不过，第一次执政的民主党内阁面对的是堆积如山的棘手课题。正如美国的日本观察家所指出，“鸠山当上首相与奥巴马当上总统一样，堪称史无前例的事件。民主党在大选中获胜，结束了自民党长达半个世纪的统治。在众议院占压倒多数的民主党要实现变革的政策课题或许比奥巴马容易一些。” 但是，“在鸠山政权诞生之际，鸠山表示‘试错’不可避免，也可能会失败。对此，或许可以加上一句话：‘奥巴马一定会很理解鸠山的这种心情，变革绝非易事’。”

    民主党要“改变”日本首先需要改变自己

    长期以来，很多学者一方面认为民主党同自民党一样都是保守政党，另一方面则强调民主党是各种政见、各种派别杂陈一起的“混合体”、“杂牌军”。的确，民主党的头面人物鸠山由纪夫、小泽一郎、冈田克也，都是自民党出身（属自民党内的中左派），还有一些少壮派代表人物则在政治理念上与自民党的右派如出一辙。民主党内部从右到左，各色人等共居一个屋檐之下，“有人接近社民党立场，有人与自民党极右翼同气相求”，其中一位当过民主党代表的人物甚至被时任日本首相的小泉纯一郎“夸奖”说，“你不如到自民党来跟我们一起干”。

    有人估计，与左派在自民党内部处于十分孤立的地位相比，民主党内部左派和右派大约各占20%，其余60%属于“中间派”或“跟风派”。今后民主党“向右转”还是“向左转”，取决于何种势力占主流，占主导地位，也取决于各种政见和势力进行较量之后形成的“最大公约数”。这意味着民主党要“改变”日本，首先需要“改变”自己。

    在事实上，民主党为迎接这次大选，为了选举的需要，就已经在“改变”自身。从1999年到2009年十年来国会通过的全部法案的表决中可以看出，长期以来，民主党对小泉政权下推行的“结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是赞成的，与之对照，自民党对所列的法案全都赞成，而共产党则全都反对。

    然而，随着“小泉改革”的弊端日益显现，民主党感到与其在“结构改革”上与自民党“竞赛”，不如附和广大国民强烈反对自民党改革的呼声。为了促使两大政党制在日本植根，民主党不能不改变对自民党提出的那些遭到国民反对的恶劣法案取赞成态度的立场，并编制了向广大国民利益倾斜的“选举公约”，从而在国内政策方面越来越向欧美国家那些“中间偏左”政党靠拢。

    民主党政权的决策模式

    作为民主制度的一种形态，“议院内阁制”的权限委任顺序应该是：（1）从选民到国会议员，即选民将权限委任给国会议员；（2）从国会议员到首相，即由议员组成的国会选出首相；（3）从首相到大臣，即由首相任免并统率大臣；（4）从大臣到官僚，即大臣控制官僚，大臣一旦做出决断，官僚就必须服从。②

    然而，在自民党政权时代，在上述权限委任链条中，第（2）环节已经发生了扭曲，即首相不是由国会选出的，而是由自民党内的总裁选举所决定的；更加严重的问题出在第（4）环节，即组成内阁的各大臣不仅未能控制官僚，让官僚服从于大臣，反而被官僚所控制，实质上让大臣服从于官僚，其结果导致内阁成为“官僚代理人”（大臣）的集体。对此，有学者称之为“官僚内阁制”。在这种制度下，人们往往不知道政府的决策究竟是在哪里决定的，从而形成了谁都不负责任的体制。

    根据民主党的选举公约，上述四个权限委任环节中，第（2）环节依然保持自民党的模式，即党首自然成为首相，“国会选举首相”仅仅是走过场。民主党打出“政治家主导”和“脱官僚支配政治”的口号就是要彻底改变第（4）环节。

    应该说，“脱官僚主导”非常有必要，也是民意的反映。因为在自民党旧政权之下，很多官僚与所谓“族议员” 相勾结，形成了维护既得权益的政策形成机制；在这种机制下，许多官僚在退休后“下凡”到特殊法人或“关系户”大企业，享受他们在职期间为特殊利益集团尽心尽力的报偿。在官僚与族议员、特殊利益集团形成相互勾结关系的情况下，他们制定的政策或法案虽然未必都违背民意，但在不少情况下往往将特殊利益集团利益置于广大国民利益之上，从而引起了广大国民的不满。因此，民主党在选举中提出“脱官僚支配”口号确实赢得了民心。

    然而，在大选期间提出“从官僚手中夺回权力”、“脱官僚支配政治”口号的民主党，一旦胜出选举，真的成了执政党之后，立即感到要执政就离不开官僚的合作，于是又将“脱官僚支配政治”口号改为“脱官僚主导政治”。目前，民主党为“脱官僚主导政治”所采取的措施主要有：设立国家战略局，促使大政方针的决策权力高度集中；取消“事务次官会议制度”，由内阁大臣直接主持政策协商（过去，往往在内阁大臣开会之前，事务次官会议就已经议决了所有重要事项，其后召开的内阁会议只不过是走走形式而已。事务次官会议取消后，官僚的决定权将受到极大削弱）；派100名议员进入各省厅，担任大臣、副大臣和政务官等职（这个做法在近年来的自民党政权中已经实施，例如在麻生内阁，已经有60至70名议员进入各省厅）等。

    掌权后的民主党虽然要“脱官僚主导”，却又不得不利用、依靠这支庞大的、精通内外政策的管理国家专业队伍，这就难以避免产生各种矛盾。可以预计民主党政治家在不同的省厅，甚至在同一省厅的不同部门，将可能遇到的各种矛盾的激烈程度和表现形式也会有所不同，在官僚权力被“剥夺”的程度越大的部门，可能招致的官僚机构消极抵抗，进而造成对行政效率的影响也越大。关键在于从民主党领导层到“派驻”各省厅的大约100名政治家（议员）能不能与相应省厅的官僚进入互相真诚合作、共同切磋学习的过程。因为政治家，特别是那些在当选的308名议员中占46%（143人），由于缺乏从政经验而被称作“小泽孩子”的年轻议员（这些新当选的议员大多受过小泽的教导，所以也被称为“小泽的学生”）自不待说，就是官僚当中，能够精通所管领域的专业知识，将学问与工作结合起来的官员也在减少。一个国家的决策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级官员与官僚部门的“质量”。日本在实现“经济大国”目标以后，官僚中间那种拼命学习、刻苦钻研的精神日渐减弱，越来越多的“精英”官僚满足于做好眼前具体工作，将如何应付上级使之感到满意作为升迁诀窍。显然，让这样的官僚主导决策自然不能令人放心，与此同时，让富有政治热情却缺乏专业知识和经验的政治家主导决策同样不能令人放心（比如能否做到不是依靠照念官僚事先准备好的稿子，而是凭自己的见识面对国会辩论）。这就是民主党要实现“脱官僚主导”所面临的最大挑战。

    要真正实现“政治家主导”，还需要解决政治家之间能否同心协力，拧成一股绳，而不是“各唱各的调，各吹各的号”。设立“国家战略局”的目的在于制定能够高瞻远瞩的战略方针，促使各个官厅相互协调，使部门利益服从大局。但是，新设“国家战略局”、“行政刷新会议”等机构，也可能成为导致省厅之间分工范围重叠、政出多门，从而埋下了官厅之间发生矛盾（这在新政权成立初期就已经有所暴露）的伏笔。

    最大的问题是如何协调好作为这次选举的最大“功臣”，因为经济问题被逼辞去民主党党首职务的小泽一郎与以鸠山为首的内阁之间的关系。在此次大选后，前官房长官、大藏大臣武村正义曾建议“小泽应该激流勇退”，然而，但小泽恋栈心重，依然把住权力中枢，有专家认为鸠山政权其实就是“鸠山•小泽体制”，“如何搞好与小泽的关系成为政权运作的关键”。

    表面上，有“幕后将军”之称的小泽一郎表示“集中力量搞选举对策，不参与政策决定”，但是，鸠山内阁在政策决定方面如果与社民党、国民新党发生矛盾之际，只有小泽能说服社民党党首福岛和国民新党党首龟井。而且，既然国会运营全权委任给小泽，那么，实现选举公约所需法案的成立与否及其顺序安排的决定权均在小泽。进一步说，2010年夏天参议院选举的公认候选人的选考及选举资金的分配也掌握在小泽的手中。如果民主党在明年参议院选举中再次获胜，被称为“小泽孩子”的议员有可能从现在的150名进一步增加到近200名。为此，民主党的一位“长老”苦笑说:“鸠山政权不是‘二重权力’，而是小泽‘一重权力’。”今后，如何整合内部、理顺党与内阁以及内阁各省厅之间的关系成为民主党新政权面临的重要课题。

    总而言之，民主党要改造日本，首先需要好好地整合好、改造好自身。

    10月26日，鸠山提出希望实行“不流血的平成维新”，并指出“今天的维新，是从官僚依赖到国民（主导）的‘大政奉还’，是从中央集权到地方主权，是从岛国到开放的海洋国家，是改革国体的尝试。” 但民主党要改造日本，首先需要整合好、改造好自身。(冯昭奎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所研究员)

① 日本政界的所谓“族议员”就是与特定的政府部门和社会利益集团相勾结的国会议员团体，“族议员”大体上都是与内阁的各省厅相对应、并以省厅名称来命名的，如：“外交族”、“农林族”、“文教•科学技术族”等。“族议员”在其所控制或有影响的领域，通过国会的立法活动，为特殊利益集团谋取利益；而特殊利益集团则为“族议员”提供竞选资金、拉选票，给予全力支持。“族议员”在相关省厅有深厚的“人脉”关系，对其政策制定过程拥有强大的影响力，使相关省厅在制订国家预算、分配国家资源的时候，关照与“族议员”有特殊利益关系的集团或项目。“族议员”参加自民党的相应的政调会与内阁各省厅相对应的特定部会，担任重要职务，参与相关政策的制定。

② 所谓“官僚”，指的是各省厅事务次官以下的高级公务员，这一精英阶层在战后日本经济腾飞时期曾经发挥过重要的作用，应该说是“有功”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形势的变化，在部分官僚中间出现了与特殊利益集团勾结、以权谋私的现象，在工作中也逐渐失去了当年的献身精神。

　

文章来源：《当代世界》2009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