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您已经不止一次来中国访问了，能否谈谈几次来华访问的感受？

    西蒙年科：非常高兴有机会能够阐述一下我的感受。我第一次访华是在1999年，当时我也是作为乌共的领导人来访，10年间我亲眼目睹了中国的变化，一个崭新的中国呈现在我的面前。10年中，中国领导人继续落实30年来所实行的改革开放的方针政策，这彻底改变了中国的面貌。

    现在的中国给人的印象是什么呢？是城市里崭新的建筑、现代的公路、大量的汽车、深厚的文化底蕴，以及人民群众良好的精神风貌和道德状况。这一切都说明这个国家在落实着中国共产党正确的政策纲领。10年间，中国已经成为一个经济大国，目前在乌克兰没有哪一家商店不出售中国的产品，包括服装、电子产品、家用电器等等。中国10年来的发展充分显示了中国共产党的政策纲领是有巨大可能性的，同时也表明中国能够很好地把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协调起来，实现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的统一，这充分表明中国的政治体制是一个非常公正的、体现社会公平的体制。谈到成就还有很多，而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成就是为自己取得的，还是为别人取得的，这个国家的人民是否感觉到幸福和快乐。我在中国看到了青年人和儿童脸上的微笑，这是对中国所取得的成就的最好肯定。

    记者：中国共产党和乌克兰共产党之间长期保持着较为密切的党际交往，您能否介绍一下两党交流的主要话题有哪些？这对于双方有哪些意义？

    西蒙年科：我作为乌克兰共产党的第一书记，对于乌共同中国共产党的两党关系表示非常满意。我们两党交往的历史是从苏联解体之后开始建立的。两党之间相互交往的目的是丰富各自的纲领，在一些问题上交换意见，比如说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两党之间的一个基础议题就是弄清苏共垮台的原因，苏共的历史作用、地位，以及如何防止这种垮台。此外就是如何应对当今世界发生的各种变化，如何看待社会上存在的一些问题，如何妥善解决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的关系，如何解决好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利益分配，如何提高职业水平，如何解决个人的成熟度等等。同时两党间也讨论一些人民民主的问题，一些对所有制、对土地改革的看法，争取世界和平的问题，以及如何防止非传统威胁的问题等等。两党经常举行一些圆桌会议来讨论这些问题，非常感谢这么多年来中国同志一直积极参加乌共举办的各种会议。

    此次我来中国访问的目的主要是同中国共产党探讨国际金融危机，讨论摆脱危机的出路。这次国际金融危机是国际资本主义体制发展的一个必然结果，也是主要国际储备货币——美元，发行过剩的结果，同时也是美联储的政策立场的结果。同时金融危机在各国也有各自的特点，比如说这次金融危机给乌克兰也带来了一些社会问题。另外，这次访华期间，两党也在实际层面讨论一些问题，比如说在中国的反危机纲领方面，中国同志提出了很多很好的、富有前景的思想，乌克兰共产党在这方面也提出了一些主张，双方共同寻找解决办法，可以说这次访问是一次面向未来的访问。

    记者：作为乌克兰建党时间最长的政党、也是议会中的重要反对派，乌克兰共产党在乌克兰的政治生活中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

    西蒙年科：乌克兰共产党是乌克兰境内唯一的真正意义上的政党，它有着明确的政治纲领、思想理念，有着完整的组织结构和完备的干部队伍。虽然在乌克兰司法部登记的政党有100多个，但很多其实根本就不存在，它们是由大资本家所控制的，它们登记的目的是搞政治选举活动。现在国内很多大的资本已经与政权联系在一起，这使国家失去了民族性，成为了官僚资本主义国家。

    乌共目前的主要战略就是制定一个现代的国家发展模式，同时在制定过程中也要积极吸取外国的经验，包括中国、越南以及其他国家的经验，制定一个富有前景的模式。现在乌共提出了很多新的经济纲领和国家建设的模式，包括保护各个社会阶层的思想。现在乌共在党和议会中工作的主要特点就是在阶级斗争激化的条件下开展工作，目前富人阶层积极地保护自己的利益，而穷人的利益得不到保障，乌共的目的就是把分散的雇佣工人阶层联合起来，保护他们的利益，形成一个阶级，同时开展理论工作，争取民众，让民众了解真相，争取工会的支持，这样未来的工作可能会有成果。

    当然，乌共的发展也存在很多需要解决的问题，新的情况要求党采取新的立场，不能沿用旧的思路。当今的条件下要求改变党的成分，要实现党的组织成分的年轻化。2008年一共有11600人加入乌共，其中40%是青年人。我们现在的工作就是要提高党员的素质，让他们了解历史，重新加强理论素质培养，提高党员的政治成熟度。我们现在要加强对干部的培养，提高他们的职业素质。我们亟待解决的问题就是：首先要对过去的历史开展理论反思；其次就是对现在的工作做理论的、系统的研究；再次要努力建立一个为社会主义奋斗的知识界；另外在组织方面，争取要在所有的居民村都成立党组织。应该说乌克兰独立这么多年来，乌共的潜力在不断增长，影响力在不断提升，组织结构在不断壮大。

    记者：由于总统和总理之间的不合，乌克兰的政局一度很不稳定，您认为这种情况应该如何改变？

    西蒙年科：乌克兰目前的局面要有所改变，应该改变现行的政治体制。关于总统尤先科和总理季莫申科的关系，可以说他们都是在美国的支持下上台执政的，都得到了美国的资助，特别是美国国会资助。美国以帮助民主的名义，向尤先科竞选提供了资金。但尤先科和季莫申科代表了社会上不同的派别，他们之间的矛盾焦点是争夺乌克兰的油气运输权、争夺乌克兰的油气市场。现在乌克兰的石油天然气市场，是由总统尤先科及其家庭控制的，在总统选举期间，他们采取了一种排斥的做法，不让其他派别掌控这些资源，以便利用其为选举服务。尤先科和季莫申科的共同点是他们完全依靠右翼势力，推行民族主义的政策，或者说乌克兰沙文主义政策。他们的共同点还体现在尤先科公开的、季莫申科半公开的对俄罗斯的立场上。

    目前，在议会当中曾经支持季莫申科的政治联盟已经不存在了，“我们的乌克兰”这股政治力量既不支持尤先科也不支持季莫申科。现在乌克兰议会已经成为各种利益集团的俱乐部，他们以议会为招牌，争夺各自的利益。乌共的任务就在于积极地参加总统选举，防止那些破坏民族团结、破坏宗教团结、破坏与俄罗斯关系的政治力量掌权。无论是尤先科、季莫申科都聘请了美国顾问。大资本家利用选举争夺政权，并利用政权维护现有的政治制度。

    记者：您是否准备参加2010年的乌克兰总统选举？

    西蒙年科：2010年乌克兰总统选举是要举行的。乌共将肯定以最积极的方式参加总统选举。至于将来由谁来代表乌共的利益，将根据党章，由乌共的代表大会来决定，所以现在我无法给出确定的答案。乌共能否成功，取决于乌共能否把所有的左翼力量组织起来，团结在乌共的周围。

    记者：20年前，世界上还存在着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可今天已经不存在了。您是如何认识这段历史的呢？这对于乌克兰有着什么样的影响？

    西蒙年科：苏联解体对于国家和人民都是一个悲剧，苏联解体不是一个客观的必然结果，而是很多人有意的、外部势力通过各种手段制造的结果。尤其是1947年之后，西方国家通过了一个毁灭苏联的纲领，苏联的解体彻底改变了世界。谈到苏联解体的原因，苏共也有很大责任，苏共没能防止当时形势的发展，背弃了一些列宁主义的原则和标准。比如说放弃了集体领导的原则，重大事件由小团体甚至个人来决定，采取了一些不合时宜的措施。苏共也出现了一些腐败现象，戈尔巴乔夫推行了一些蛊惑的政策，改革措施不到位，干部也不够成熟，无法解决当时存在的很多问题。

    谈到苏联解体对乌克兰的影响，可以说是非常巨大的。当时乌克兰是苏联的一个加盟共和国，也是其境内最发达的一个加盟共和国，是排在世界前十位的发达国家之一。提供两个数字，在苏联时期，乌克兰每人每年生产一吨钢、一吨粮食。在科技发展水平上，乌克兰也是世界领先的。苏联的解体导致了乌克兰经济发展的中断，使很多经济产业受到了削弱，比如说冶金工业、煤炭工业、化学工业、军工企业等等。同时苏联解体给乌克兰造成了很多社会问题，比如说苏联时期乌克兰的人口是5200万，现在是4600万；现在在青年人中，乌克兰的艾滋病人数列欧洲首位；目前乌克兰国内的有组织犯罪水平也非常高，利用经济转型的机会很多犯罪组织得到了发展。

    记者：在经历时代的变迁后，您对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有什么样的看法？

    西蒙年科：这么多年的实践表明，世界未来的发展应该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当然社会主义运动的特点和形式在各国根据各自的特点和形式，情况各有不同。但在经济危机爆发后，很多人开始重新认识社会主义，比如说德国人已经开始重读《资本论》，所以我相信未来的世界还是会重新回到社会主义的道路上。看看中国共产党这么多年取得的成就，包括拉美国家在争取独立和反美的斗争中所取得的成就，表明他们也在支持乌共所坚持的左翼思想。现在乌克兰很多人在选举中公开声称要坚持社会主义，等选举胜利后就放弃了社会公正和社会主义，开始谋求个人财富。苏联解体、资本主义复辟之后，世界并没有变得更安全，人民的生活并没有好转。很多地区的危机解决都伴随着战争，包括联合国也变得越来越虚弱，逐渐沦为维护美国利益的机构。要想维持未来世界的和平稳定，重新回到社会主义道路是必要的。

    记者：您对此次国际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如何看待？您怎样看待资本主义的发展？

    西蒙年科：这次危机是资本主义体制发展的必然结果，这种体制只是为了保护社会上一小部分人的利益。国际金融危机也是全球化的结果。在世界生产力分配方面，一些国际经济组织可以发挥作用，使得各国有机会进入世界市场，但在金融领域，还是美国一家控制。美元的霸权，使得美国可以利用美元的通胀，将国内危机转嫁到世界上，美元的过度发行造成了这次危机。

    从阶级斗争的角度来分析，这次危机是由于很多跨国资本集团想争夺世界霸权造成的，而美国正是这些集团的保护者，因此此次金融危机在很多国家演变成了社会危机。通过这次危机，美国削弱了有实力的经济对手，许多国家变成了它的附庸，自身的经济基础受到了削弱，沦为了无产者。这次危机是资本主义体制发展所不可避免的，它极大地损害了发展中国家的主权和经济独立，也使一些问题更加复杂化，比如说就业问题、工资问题、居民生活水平问题。可以说，这次金融危机完全符合美国的利益。（本刊记者）
　

文章来源：《当代世界》2009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