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有新的表现，恐怖主义危害上升。“9·11”事件一方面使恐怖主义这种非传统安全因素凸显，另一方面美国又以反恐为名强化霸权主义。这不禁发人深思：霸权主义和恐怖主义究竟是什么关系？怎样才能有效地反对霸权主义和恐怖主义？
    一、霸权主义和恐怖主义之间的关系
    所谓霸权主义，是指某些国家或国家集团，利用其在国际社会所处的超群的优势地位或能力，采用影响、劝诱、压制、胁迫等多种手段和方式，谋求自身的支配和控制地位的一种指导思想和国家政策。所谓恐怖主义，是指暴力实施者基于政治目的而对非武装人员（包括军队非战斗人员）有组织地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的行为，目的是以特殊的手段将一定的对象置于恐怖之中，逼迫其做一些违背原意的事情。霸权主义通常由强势地位的国家来实施，而恐怖主义的主体则多属弱势的次国家行为体，尽管并不排除国家行为体。强势国家的霸权主义和弱势的次国家行为体的恐怖主义，在当代国际领域的频繁“遭遇”，已成为世人关注的凸显问题。
    霸权主义和恐怖主义之间存在着区别。一是主体区别，如上所述。二是对象区别。霸权主义目的在于“争霸”，即谋求一种地位上的优势，其活动范围是国际社会，指向对象是除它以外的所有国家；而恐怖主义的活动范围则既包含国外，也包含国内，其打击的对象可以是一国政府，或是一个民族、种族，也可以是一个教派等等。三是内容区别。霸权主义体现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和科技等各个方面，其所包含的战争与和平、大国关系、军事对抗等内容通常都在传统的“高政治问题”范围内；恐怖主义尽管作为一种全球性问题介入国际关系和国际安全领域，但仍属于非传统的“低政治问题”。四是方式区别，霸权主义通常用公开的，甚至招摇的方式进行；恐怖主义行为最基本的特点是隐蔽性和低调性。五是评价区别。霸权主义是东方国家经常使用的一个政治术语，有明显的贬义，而英语中hegemonism只是一个引申词汇，一般词典中少见，外交表述中西方国家常用强硬政策或单边主义等中性词汇来代替；而对恐怖主义，各国基本上达成了共识，认为它是一种反人类，反文明的、应受道义谴责的行为。霸权主义和恐怖主义之间有着特殊的联系。一是精神倾向。霸权主义谋求对其他国家的支配与控制，恐怖主义旨在使其打击对象改变真实意愿，做原本不会做的事情，二者的精神实质都有“劝诱、胁迫、强制”他人服从之意。二是表现形式。霸权主义有许多比较“文明”的表现形式，如文化霸权、经济霸权等，但更多是在“道义”名义下的武装干涉和军事打击，其残酷性和破坏性毫不亚于恐怖主义。三是动机目的。二者往往都打着正义的旗号，终极目标其实只有一个，那就是对权力和利益的极度追求。尽管恐怖主义很大程度上被视为“弱者的反抗”，但争权夺利仍是其实质。四是渊源关系。在人类社会历史上霸权主义和恐怖主义几乎相伴而生，并以某种相因相克的形式表现出来。强权国家为了争霸，经常借助于恐怖性手段；而恐怖分子以平民为靶，恃强凌弱，“霸气”十足，二者互相包容。五是最终结果。霸权主义是危害人类和平、安全和发展的主要因素，恐怖主义以其反人类、反文明、反道德性遭到人们的普遍唾弃，二者都是国际社会的祸害。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霸权主义和恐怖主义是一体两面的关系。霸权主义诱发恐怖主义，并利用恐怖主义；而恐怖袭击从反面刺激霸权主义，恐怖组织的某些主张为霸权者提供理论滋养和行为借口。可以说，霸权主义是执政的恐怖主义，恐怖主义是在野的霸权主义。 
    二、霸权主义和恐怖主义产生的根源
    霸权主义与恐怖主义的产生固然有着各自的根源，但同时也存在某种近乎相同的大背景。就强权国家而言，谋求本国利益最大化成为其霸权主义的主观动因，而国际社会力量对比严重失衡、强弱相差悬殊又为霸权行使创造了条件；此外，国际关系中以权力决定利益的现状刺激了霸权理论的兴盛。就弱势集团和群体而言，强权者的霸道与专横，社会的不公正，激发了广泛的反抗心理，在实力不对称和无助的情况下，很容易选择恐怖主义这种极端手段来自我保护。
    还可以从国际社会现存的政治压制、经济剥夺和文化歧视以及历史上的殖民统治等深层次原因，来寻找答案。
    当今世界贫富分化日益严重。尽管造成这种局面有多种因素，但不公平的国际经济秩序无疑是主要原因。旧殖民主义的残酷剥削和新殖民主义的巧取豪夺，广大发展中国家被排除在全球化带来的利益之外，而西方国家却有意识地运用国际游戏规则维持南北差距，为富而不仁。这种现状为少数富国继续谋取经济霸权创造了条件，也为恐怖活动的滋生提供了土壤。
    当前国际社会中强权国家往往在政治上占据主导地位，并借此垄断国际事务的发言权。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常把自己凌驾于弱小国家之上，动辄对这些国家的内部事务指手画脚，借人权等各种名义大肆干涉内政，甚至实行军事制裁。国际关系的非民主化便利了强权国家实现政治霸权，使得弱小国家很难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也令其政府难以获得国民的支持与认同，为某些极端势力求助于恐怖手段准备了条件。自人类社会出现以来，文明的发展呈现多元化之势。古希腊罗马、古巴比伦、印度创造了灿烂的奴隶制和封建制文明，伊斯兰教和佛教在世界范围内广为传播。而西方基督教文明则挟资本主义工业革命和现代化之势，后来居上，至今仍占据着主导地位。由此造就了傲慢自大的西方中心论。其实文明之间并没有高下之分。西方国家对非西方文明的误解、排斥和歧视，为其推行文化霸权奠定了基础，又成为一些非西方国家不满与仇恨的根源。
    近现代国际关系史可以说是一部西方强权国家肆意剥削广大弱小国家的历史。西方国家对美洲、非洲、亚洲和大洋洲的征服过程，开创了种族恐怖主义的先河，其制造的种族仇恨冲突和其他暴力手段，直接构成了现代恐怖主义的历史雏形。西方国家常常对殖民地国家的民族和人民大搞“分而治之”，人为制造民族、宗教的矛盾冲突。残酷的殖民历史一方面使强权者尝到甜头，从而“再接再厉”；另一方面又为今天恐怖主义蔓延埋下了祸根。
    霸权主义和恐怖主义“历史悠久”，之所以屡禁不绝，以至发展成为国际社会的两大政治顽疾，正由于二者之间存在着某种“恶性互动”。
    三、正确认识和坚决反对霸权主义和恐怖主义
    霸权主义和恐怖主义是冲突与动荡的根源，是人类的公敌，这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共识。然而，持异见者甚至为其辩护者亦不乏其人。例如：道义霸权论。认为伊拉克统治者用飞机轰炸自己的人民而被迫接受禁飞区，却又出尔反尔，因此遭到英美惩罚；前南斯拉夫政权出动军队屠杀穆族人和阿族人，西方和美国出兵制止……，结论是：狂热的民族主义使人丧失了起码的是非感，偏执的民族主义会带来巨大的灾难。诚然，某些例证有事实依据，然而其错误在于颠倒了事情的因果关系，忽视了背后的历史缘由，或者被霸权主义“民主”、“道义”的假象所迷惑。有限霸权论。认为与恐怖主义的“超限性”相比，霸权主义是“有限”的，霸权国家的某些霸权行为带来的灾难，是为争取民主、反对极权以及打击恐怖主义必须付出的代价，是人类社会可以承受的代价，因此是容许的、有限的。其实，以其残酷性、破坏性而论，霸权主义和恐怖主义并没有“有限”和“超限”之分。两恶之间不可能分出伯仲。相对恐怖主义论。认为“恐怖主义”是一个非常含糊的观点，对奴隶主来说，地主阶级革命是“恐怖主义”；对封建主来说，资产阶级革命是“恐怖主义”；对资本家来说，无产阶级革命是“恐怖主义”，甚至说共产主义是一切落后势力的“恐怖主义”等。结论是，什么是恐怖主义只是一个站在什么立场上去讨论的问题。诚然恐怖分子滥杀无辜，是不得民心的，但该说法把恐怖主义概念的相对性无限放大，使之绝对化，从而抹煞了恐怖主义的客观内涵。二元恐怖主义论。认为对恐怖主义不能一概否定，而必须看是什么样的恐怖主义，是哪个阶级的恐怖主义，或者说，恐怖主义也是一分为二的，要分清正义的恐怖主义与非正义的恐怖主义，革命的恐怖主义与反革命的恐怖主义。这种将恐怖主义二元化的理论，赋予其某种正当性和神圣性，甚至带上英雄主义、理想主义的光环，显然是荒谬的。
    上述看法，无论是某些新左派人士对恐怖主义的颂扬，还是某些自由派人士对霸权主义的辩护，实质上都是在起着美化乃至鼓励的作用。
    历史与现实经验告诉我们，霸权主义和恐怖主义危害国际社会，必须将反霸与反恐紧密联系起来。既不能用恐怖主义来反对霸权主义，也不能用霸权主义来反击恐怖主义，当然也不能以双重标准来对待恐怖主义。应当追根溯源，提倡预防性地反霸与反恐。胡锦涛同志指出：“冲突和动荡是恐怖主义滋生的温床，贫穷和落后是恐怖主义产生的土壤。我们应在缓和地区及国际紧张局势、消除贫困和加强反恐合作三方面同时开展工作，从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多方面采取措施，以彻底铲除恐怖主义。”
    历史与现实经验告诉我们，必须加强国际合作，反对单边主义。当前恐怖主义日益网络化、国际化甚至全球化，使任何国家都难以独自应付，任何孤立的反恐行为都难以收到实效。国际社会只有联合起来，才可能有效地对付恐怖主义的威胁。因此，反对恐怖主义必须加强国际合作，充分发挥联合国的作用。2004年1月10日中国与东盟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东南亚国家联盟成员国政府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确定了双方反恐、禁毒和打击国际经济犯罪等重点合作领域，明确了各领域的中长期目标，为国际社会提供了范例。
    历史与现实经验告诉我们，反对恐怖主义必须标本兼治。胡锦涛同志说得好，“要赢得反恐斗争的最终胜利，必须标本兼治”。对于恐怖主义，军事打击不是万能的，“综合整治”才是成功的关键所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之后，恐怖活动不仅没有消失，反而愈演愈烈，不断升级，充分证明了单纯武力报复的斗争方式不可取。以暴制暴，只能将受害人降到与施害人同等的道德水平，也只会陷入恶性循环。

（《当代世界》第八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