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拉克战争是人类社会第一场空前程度的信息化作战。美军在战争中使用的信息化武器已达到90％多，而在海湾战争中，仅为8％；从目标选定、信息获取、传输反馈、火力攻击这一过程，过去为48小时，而现在仅为10秒钟。从新闻舆论战的战略和战术层面上看，美军的信息化程度和信息攻击，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在战争之前，美军仅向伊拉克境内派出的“影子杀手”就有上万人，他们担负的重要任务就是侦察与策反，暗杀与爆炸等活动。其行动往往出于威慑的目的。在战争之中，美军除在战场投放了81种、3170多万份各类传单外，还建立飞行广播电台，向伊拉克人发放收音机，发送电话、短信息等，美军对伊拉克国家战略情报的获取，轰炸目标选定后现场再判定，以及从对伊拉克高官、共和国卫队和一般武装部队官员，直到普通伊拉克公民的舆论攻心方面，都做了大量的工作。从时间性、空间性和重要性上说，舆论战的作用都非常突出。全面信息威慑是信息化战争的根本属性。从伊拉克战争中可以看出，在信息化战争条件下，舆论战有许多明显的特征。
    整体谋划性
    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新闻传媒一改往日那种仅靠报纸、传单、广播等的单一传播方式，发展到具有电视、网络、通信卫星等多种高科技媒介的立体传播体系，任何信息几乎都可以不受限制地及时传递到世界各地。受信息浪潮的冲击和影响，传统战争的界限已被打破，战场从前方扩展到了后方，从军人扩展到了平民，从国内扩展到了国外，由此引发的军事行动之外的国际环境、人心向背、思想意志等精神因素在战争中的作用空前增大，使新闻舆论战成为实现国家军事战略的首要武器。特别是在当今世界格局朝着多极化方向发展的今天，面对舆论的巨大压力，和平的价值取向，战争的残酷性，使任何一个国家或者政权都不愿背负发动战争的罪名。为了实现各自的战略目标，交战双方总是首先通过新闻媒体，有计划、有步骤地策划新闻，引导舆论，为最终通过战争手段实现国家利益奠定舆论基础。在信息化战争时代，新闻舆论战从战争的后台走向了前台，从战争的侧应者成为左右战局、主宰胜负的一个重要战场。美国为了实现掠夺石油、控制中东的战略图谋，在对伊动武前，专门成立了直属白宫的“全球宣传办公室”，编造萨达姆政权与“基地”组织相勾结、屠杀伊拉克人民、从非洲购买用于制造核武器的浓缩铀等“新闻”，把几乎所有的媒体舆论引导到“伊拉克是邪恶中心”、“美国为了抵制恐怖袭击必须先发制人”上，从而为对伊采取军事行动铺平了道路。
    在军事打击方面，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利用广播、电视、报刊、网络等现代化的传播工具，采取欺骗宣传、舆论造势、信息封锁、新闻管制等多种手段，干扰敌方决策者对形势的分析、判断，为军事打击创造有利条件。
    在瓦解敌国内部方面，他们通过有意识地策划新闻，采取感化、暗示、威慑、攻心、情绪感染等多种办法，在敌对国营造悲观失望情绪，动摇其抵抗意志。如在伊拉克战争中，美国曾通过编造伊领导人被炸死、伊拉克人民欢迎美军进城等假消息，一步步动摇伊拉克军民的战斗决心。
    由于新闻媒体对战场信息全方位、大批量同步传播，使得战局的每一点变化，都会引起参战军队、国家乃至整个国际社会的密切关注，从而做出各种有利或不利于战局发展的决策和判断，新闻舆论战因此具有了左右战局发展的重要地位。美国、英国等国家，不仅有负总责统一指挥的国家新闻办公机构，而且有明确的分工，尤其注重舆论战略的整体策划。
    主动进攻性
    在舆论争夺和舆论对抗中，第一位的是进攻，在意识形态方面，先入为主尤为重要。在伊拉克战争中，从战争的酝酿、策划、实施，直到战后，美国政府直接控制和影响的传播媒体，一直处于主动进攻地位，从不懈怠丝毫。这种主动进攻，表现的是一种强烈的战略威慑。美国作为一个发达的西方传播媒体大国，在战争中，不仅调动了本国的几乎所有的传播媒体，而且还成功地调动了来自全球的众多新闻媒体。美军在战争中实行的“嵌入式随军记者”的作法，意在调动全球新闻媒体为美国的战争机器服务。相比较而言，伊拉克的舆论传播不仅弱小，而且明显不具有世界性。在关键时刻甚至听不到一点伊拉克方面的消息，而只能任由美英为首的西方国家传媒随心所欲的报道。伊拉克战争中舆论战的进攻性还表现在实时化报道上，特别是有关战况的报道，不仅电视、广播，而且快讯、短信、图像等报道也是实时化的。需要指出的是，这种信息的进攻或威慑，并非是引火烧身的挑战和挑衅，它同样可以是温和的、巧妙的、乐于让受众接受和理解的，而绝不是一些人们通常认为的那样，总是批判、揭露，更不是谩骂、斥责。用传播学者的说法，这是“心灵情人”的赏心悦耳的倾诉，而非“思想敌人”的心惊肉跳的攻击。
    威慑的持久性
    舆论战在整个战争中具有突出的持久性。伊拉克战争的信息威慑，从布什政府一上台就开始了，至少贯穿于伊拉克战争前美国一年多的政治、外交、军事活动中。伊战前一年，美国就开始了“倒萨”的舆论威慑，如果说美国一些传媒在自觉进行这种战略威慑的话，那么，全球数不胜数的其他各种媒体，在传播此类新闻时，实际都在自觉和不自觉地进行这种威慑与反威慑。从美国进行了一年多的“倒萨”舆论威慑来看，信息时代战争中的舆论威慑，对敌对国家公众的心理战、对决策层的谋略战，遍及于政治、外交、文化、国际交流甚至人际交流等各种活动和方式中。信息化战争的着眼点既注重武力征服，更重视精神征服，新闻舆论战是巩固战争成果的有效途径。
    新闻媒体作为传播政治主张、思想文化等意识形态的主要载体，决定了它必然成为巩固战争成果、实现精神征服的有效途径。在伊拉克战争中，经过42天的军事行动，虽然萨达姆政权土崩瓦解，但由于美英联军既失去了新闻舆论战的正义性与群众性，又忽视了战后新闻舆论的组织谋划和有效管控，过早地暴露了企图，不仅使国内民众对发动战争的合法性产生了怀疑，而且使国际舆论朝着不利于他们的方向发展，从而陷入了战后重建的泥潭。由此可见，新闻舆论战作为信息条件下一种全新的作战样式，其军事行动的成果能否得到巩固、战争的目的能否实现，最终取决于新闻舆论战的成败。在信息时代，持久的信息威慑已经成为信息化战争的一大特色，而且，这种持久的威慑又总是一个接着一个，不达目的决不止息。
    谋略的隐秘性
    “兵以诈立，多谋制胜”。虽然信息化战争中谋略的手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但是谋略的基本原理没有改变。战争中处于优势的一方，先谋后战，谋而后胜，可以充分发挥高技术优势，大大降低作战损耗，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终的胜利。处于劣势的一方要想取得战争的胜利，就更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在谋略运用上超过对方，技高一筹，才能主动地造成敌方决策和行动的失误，从而削弱强势一方的优势，最终战胜敌人。信息化战争不仅是实力的抗衡，也是谋略的较量，舆论战表现出战争谋略隐秘化倾向，战争取胜的天平必然倾斜于“谋”高一筹的军队。既然舆论战的实质是战争双方的谋略对抗、决策对抗、心理对抗、精神对抗、思想对抗，因此，在认识传播媒体的作用时，就不能完全和简单地以传统的新闻学观点去观察。否则，就不能真正认识那些霸权国家为何违背平时一贯标榜的“新闻真实”原则。对有关战争报道中的那些明显凭空捏造的假报道，如果仅从西方社会所谓“新闻自由”的实质去认识，那是远远不够的。从信息化战争本质上考察，有关战争的新闻传播的一切，无疑都是为战争胜利服务的。在美军围困巴格达后，美伊双方的新闻发言人本身就具有武器的作用，他们面对记者说的每一句话，不管是真是假，都立即直接影响着战局。在信息时代，媒体的飞速发展和国际传播交流的扩大，使假人之口的传播成为趋势和可能。同时，由于各国舆论受众的文化差异，成功的舆论传播往往不是出于自己之口，而是出于他人之口。据统计，在伊拉克战争中，被美军“嵌入”的来自世界各地的随军记者有622人，如果这622名记者每人只撰写和制作20篇稿件或节目，其总量就上万；如果每篇稿件作品平均有20万受众，其总数就多得吓人。不错，这些作品并非都对美国有利，但是，可以肯定总量中的大部分对美国是有利的，因为，这从被“嵌入”各国记者的国籍和传媒的立场中，可以大致看得出来。
    实施的复杂性
    媒体立场不同，战场“声音”难统一。战争一旦打响，各国媒体必然会派出大批记者，形成记者云集、各种舆论“满天飞”的局面。打好新闻舆论战，必须充分认识新闻舆论战组织实施的复杂性，通过精心谋划，营造有利的战场舆论环境，最大限度地利用舆论为战争服务。近年来，随着经济全球化、传播国际化、国际斗争复杂化进程的日益加快，任何一场战争往往都可能涉及到许多方面的利益，而各国的媒体总是按照自己的政治立场、价值观念对战争一方做出正义或非正义的不同判断，从而使战场舆论出现莫衷一是、错综复杂的局面。然而，参战各方都希望媒体能为自己宣传造势，用新闻舆论摧毁敌方的民心士气。因此，协调各方媒体的立场，有效地引导或者控制媒体，最大限度地统一战场舆论，就成为交战双方争夺控制新闻舆论权的焦点。在伊拉克战争中，美国为了统一战场“声音”，可谓煞费苦心。一方面，他们凭借本国强大的新闻产业和信息技术优势，对外倾泻有利于己的新闻舆论，促使各国媒体传播符合美国意图的声音，通过给一些媒体和记者以战争报道特权的方法，主动邀请记者随军进行“嵌入式”报道；另一方面，采取武力、暴力手段强迫发出不同声音的媒体闭嘴，甚至干脆把记者当成军事目标进行攻击。即便如此，美国的舆论控制也非铁板一块，由于战争的非正义性，广大阿拉伯国家以及法德俄等国的新闻媒体还是发出了与美国意志不一致的声音，把美国推到了极其尴尬的境地。由此可见，信息化战争面对的舆论环境极其复杂，必须牢固树立控制新闻舆论权就是掌握战争主动权的观念，认真研究不同立场媒体的作用，充分控制己方媒体，积极引导国际舆论，制定引导、利用、管控的相关政策制度，以便掌握新闻舆论的主导权。

（《当代世界》第十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