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卡特政府正式推行人权外交以来，广大发展中国家一直是美国人权外交的重点对象。冷战结束后，美国没有放弃称霸世界的全球战略，并继续推行人权外交。但在新的形势下，美国的对外战略有所调整，对发展中国家的人权外交也具有新的特点。
    发展中国家 成为主要对象
    冷战结束后，美国以“胜利者”自居，不仅没有抛弃冷战时期的思维方式，反而变本加厉地在全世界推行美国的民主和价值观，在其对外战略中继续推行人权外交，而广大发展中国家则成为美国人权外交的主要对象。
    冷战后美国之所以继续推行人权外交，并把人权外交的主要矛头指向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首先是出于美国国家战略的需要。美国国内尽管有人批评人权政策过于“理想主义”，损害了国家的安全与经济利益，但不少外交决策者和学者认为，从长远观点来看，人权外交实际上对美国的利益是有利的。他们认为，“人权政策的出现不是一场纯粹的观念对利益的胜利，而是证实了观念在重构对国家利益的理解上的威力。人权政策的采纳并不意味着对国家利益的忽视，而是在对国家长远利益理解上的根本转变。”“外交政策中对人权的进一步承诺，在一定情况下甚至对国家的安全目标的实现也是大有裨益的”。事实上，历届美国政府均把人权外交看作是实现美国国家战略利益的重要手段，美国人权外交的目标与美国国家战略的目标是一致的。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为了独霸世界，美国通过人权外交干涉他国主权，以达到控制他国、实现美国对外战略的目的。其次，冷战的结束和苏联的解体使得西方国家有必要并有可能改变对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冷战时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把社会主义的苏联看成头号敌人，与以苏联为首的东方集团极力争夺第三世界。为了使自己在这场争夺中处于有利地位，美国对第三世界的一些人权记录极为糟糕的独裁政府提供了庇护和支持。因为这些独裁政府被认为是反共的，符合美国的利益，因此应当属于西方集团，这就使得美国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因为自诩为民主国家“榜样”的美国与蔑视和践踏人权的独裁政权为伍。冷战结束后，苏联威胁的消除使美国没有必要继续支持这些政权，转而可以在对这些国家的外交政策中渗入更多的人权因素。而且在发展中国家推行人权外交还可以减缓国内民众的不满和反对派的批评。第三，虽然冷战已经结束，国际社会中公开的、大规模的意识形态斗争已经不复存在，但两种政治制度的斗争并没有消失，并将延续相当长的时间。人权一直被美国和其他一些西方国家当作与共产党国家进行意识形态对抗的重要武器，根据它们的逻辑，共产党国家就是非民主国家，是不讲人权的，并对民主国家构成了潜在威胁。它们企图通过人权外交达到和平演变社会主义国家的目的。但中国、古巴、朝鲜等社会主义国家并没有被西方国家的和平演变战略击垮，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特别是中国这个当今世界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但经受住了国际、国内的种种考验，而且在经济发展、综合国力的提高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将继续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它在国际社会的地位将不断提高，在国际政治中的影响将不断扩大。美国和其他一些西方国家为了实现资本主义的一统天下，总是对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采取敌视态度，甚至进行颠覆活动。因此，美国在其战略目的未实现的情况下是不会轻易放弃对这些既是社会主义国家同时也是发展中国家的人权外交的。第四，美国等西方国家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在人权观上的差异与对立将继续存在。当今国际社会，由于各国的历史背景、社会制度、文化传统、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存在很大差异，因而对人权的认识往往不一致，主要表现为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在人权观上的差异。不同国家在人权观上存在差异并因此实施不同的人权政策，这本来是一件正常的事情，但美国等少数西方国家却硬要从西方的政治经济模式与价值观出发，解释和规定人权的“统一标准”，认为多党制、议会民主是人权“最理想的体现”。他们不顾别国的历史和现实，硬要以自己的标准来衡量发展中国家的人权状况。如果有哪个国家不按这个标准行事，就指责它“违反人权”，这个国家也就成了美国人权外交的对象。只要少数西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在人权观上的差异继续存在，美国等西方国家就会继续在人权问题上大做文章，对发展中国家推行人权外交。
    新干涉主义成为主要表现形式
    冷战时期，鉴于抗衡苏联的需要，美国努力争取和拉拢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虽然美国也在发展中国家推行人权外交，但主要是采取经济、外交手段，武力手段不多。冷战结束后，“反共产主义”不再适合作为对外干涉的依据，美国等西方国家开始为干涉行为寻找新的理论依据，于是，新干涉主义思潮在美国和其他一些主要西方国家兴起。新干涉主义是一种以人道主义和捍卫西方共同的价值观念为借口，以武力干涉别国内政为手段，以推行霸权主义和构筑有利于西方的国际关系新秩序为目的的思潮和模式。新干涉主义提倡“人权高于主权”、“主权过时论”；认为主权不再属于国家或政权，而是属于人民；独立自主不再是国家对外独立权，而是民族自决权；鼓吹“新的人道主义秩序”，认为保护种族、宗教和少数民族免遭冲突的危害和不受怀有敌意的政府的排斥，是国际社会不可推卸的责任等等。
    美国推行新干涉主义，美其名曰“制止人道主义灾难”、“保护人权”，其实质却是霸权主义，是美国为推行其国家利益和全球战略服务的。新干涉主义企图使以军事手段干涉别国内政的行为合法化，是霸权主义的恶性膨胀。美国新干涉主义的对象主要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在推行新干涉主义方面，布什政府介入波黑冲突，派兵入侵巴拿马，逮捕巴拿马军事领导人诺列加。克林顿上台后扩大了对海地、索马里和波黑的军事干预，对苏丹和阿富汗进行了导弹袭击，与英国一道发动打击伊拉克的“沙漠之狐”军事行动等。美国还极力介入科索沃冲突，1999年美国与其他北约盟国绕开联合国，对南联盟实施了长达约两个半月的空中打击，对国际政治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影响。现任小布什政府则推行单边主义和先发制人的对外战略，不顾全世界舆论的强烈反对，以武力推翻了伊拉克政权。美国把反恐战争与“维护人权”、“扩展民主”联系起来，认为恐怖主义大多为宗教极端主义，和美国的自由、民主、平等的理念背道而驰；认为阿富汗、伊拉克等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是独裁的、践踏人权的国家。于是，以武力推翻这些独裁政权成为美国人权外交的重要内容。美国国务卿鲍威尔明确表示：“美国坚决维护人权，积极鼓励我们所有的朋友遵循人权行为的最高准则，对此决不会退缩。这是我们价值观的一部分”。
    手段的灵活多样性
    冷战后，美国在推行人权外交的过程中，往往通过多种渠道，采用各种手段对发展中国家的人权问题施加影响。一是继续利用国会充当推行人权外交的急先锋。美国国会是美国人权外交的推动者和坚决支持者，冷战后美国国会在美国人权外交的推行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二是十分重视发挥各种学术团体在推行人权外交方面的作用，把开展文化交流、学者交往和举行学术会议作为促进发展中国家人权的重要内容。三是利用联合国人权机构、大赦国际组织、人权观察组织、国际人权联盟和国际法院专门委员会等组织，收集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人权情报，为美国政府干涉这些国家的内政提供依据和借口。四是利用广播宣传对中国和发展中国家进行思想渗透，扶持不同政见者和其他反政府势力，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手段来推行人权外交。五是更加借重和平的经济的手段推行人权外交。克林顿时期的国务卿克里斯托弗坦言：“美国将不惜利用包括贸易、经济和有关援助以及解除债务在内的一切杠杆，促进俄罗斯、东欧以及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的民主进程和中国的和平演变。”克林顿政府在对华人权问题上，采取了以扩大美中经济和贸易交往的方式作为推动中国民主和人权进程的基本政策选择。前国家安全事务顾问伯杰1997年10月24日在为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举行的记者会上就表示，美国不断与中国进行的经贸交往将会促进中国的人权进程，因为多一笔合同，就是多一次让中国人了解西方民主的机会；多一项投资，就是让中国人多一次自由与法治的实践。
    “扩展民主”已成为最主要内容
    民主与人权本来是两个内涵不同的概念，西方的民主制度也并不一定能有效地保障人权，在自诩为“最民主”的国家——美国，就存在着严重的人权问题。同样，人权政策与输出民主也不能等同。然而，在大多数美国人的价值观念中，民主与人权、自由等概念往往是混同的，因而“多数美国人很自然地把促进人权与促进民主等同起来”。他们认为，民主制度是人权的最好保证，促进民主就能改善人权；同样，促进海外的人权有助于加强那里的民主，使美国的民主制度得以传播。里根政府时期，美国开始将在海外扩展民主列入其人权外交的一项重要内容，推行所谓的“民主革命”。冷战结束后，随着和平民主论思潮的泛起，美国加大了“输出民主”战略的实施力度。布什政府在推行人权外交时，将扩展民主的努力向前推进了一步。为实现美国的“世界新秩序”，布什政府在第三世界大力推进民主运动。国务卿贝克认为，美国的外交政策必须反映民主价值观，以民主作为外交手段，实现美国在海外的利益。他声称，促进和巩固民主是“一个实行美国理想和美国利益的任务”。1992年民主党在竞选时一再宣传，向外输出“民主”“符合美国的理想和利益”。克里斯托弗1993年1月在参议院提名听证会所做的外交证词中声称，“我们的新外交将鼓励正在使我们的世界发生变化的全球民主革命”，并称“对国外民主和人权的支持能够而且应该是改善我们自身安全的一项中心原则”。克林顿政府上台后，把在海外扩展民主作为美国对外战略的三大支柱之一。于是，在对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外交战略中，克林顿政府一再声称民主对亚非拉地区的重要性，并把民主化作为向它们提供经济、军事援助与发展关系的重要甚至先决条件。现任小布什政府虽然积极奉行现实主义外交政策，但并没有放松对外推广美国的民主与价值观。2002年9月公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鼓吹美国的民主和自由，报告认为美国式民主“对我们发挥了良好的作用。”“其他很多具有不同历史和文化，面对不同情况的国家也成功地把这些原则纳入他们自己的治国体制”，因此美国将“把自由和发展民主体制作为我们双边关系中的关键议题”。鉴于美国政府的人权外交越来越注重民主制度的推广，有研究者将美国的人权外交称为“民主人权外交”。
    冷战后美国对发展中国家的人权外交是美国对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它是美国在新的形势下调整全球战略和对发展中国家战略的产物。另一方面，在推行对发展中国家的人权外交时，美国始终将人权政策与美国对发展中国家的政策以及美国的全球战略紧密联系在一起，坚持人权外交服从和服务于美国战略利益的原则。因此，为了使人权外交更好地服务于美国的对外战略和国家利益，美国历届政府需要根据国际环境与国际形势的变化及时调整人权外交的手段与方法，从而使人权外交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冷战后美国对发展中国家人权外交的上述特点，反映了冷战后美国对发展中国家外交战略的调整和美国在发展中国家战略利益的变化。为了称霸世界，美国无意放弃人权外交，对发展中国家的人权外交将会继续下去。发展中国家应该把握美国人权外交的发展趋势与特点，采取有效的对策，以维护本国的利益与安全。

（《当代世界》第十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