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出望外
    2000年，为了探索进一步加强驻外使节队伍建设的不同途径，中央决定从外交部以外选拔一批同志作为高级外交官后备人选。经过组织推荐、资格审查、综合考试、面试、考察和审定等六道程序，共有12人入选，我也名列其中。随后，外交部对我们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强化培训。培训结束时，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找我谈话，通知我人大常委会已经通过了任命我担任驻埃塞俄比亚大使的决定。组织上的这一决定使我喜出望外。
到这时为止，我自大学毕业后一直在中联部从事对非洲政党的工作。20多年间，接待了几十个非洲国家政党的代表团，十几次访问近30个非洲国家。多年的工作经历使我对这个暂时依然贫穷落后的大陆产生了深厚的感情。患难识真交。我们常说，是黑人兄弟把我们抬进联合国的。1989年的政治风波之后，西方掀起制裁逆潮，不为所动坚持来访的第一位外长、总理和总统都来自非洲。

    我对埃塞俄比亚更可谓情有独钟。埃塞俄比亚有数千年未中断的文明史，是非洲大陆上惟一从未沦为殖民地的国家。对意大利侵略者的抵抗使之成为非洲争取自由解放的象征，由此，埃塞俄比亚在非洲具有特殊地位。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和非洲统一组织都把总部设在这里，亚的斯亚贝巴也因此被称为非洲的政治首都。

    更为重要的是，我在埃塞俄比亚的执政党中有很多朋友。

    埃塞俄比亚执政党埃塞俄比亚人民革命民主阵线（简称“埃革阵”）由四个以民族为基础的成员组织组成，故称阵线。为体现平等，阵线领导机构由四方派出相同人数组成。实际上，四个成员组织当中，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简称“提人阵”）成立于70年代，并率先发动反对前军政权的武装斗争，其他三个组织都是在其影响下建立的。

    1991年，埃塞俄比亚人民革命民主阵线经过多年武装斗争取得政权，中埃两国关系进入一个新的阶段。1994年，埃革阵派团访华，中埃两党正式开始友好交往。当时，埃革阵的领导核心全国执行委员会由20人组成，来华访问的就有6人，规格之高，令人瞩目。这次访问为时两周，由我全程陪同。其间，代表团对中国的友好情谊，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任，对学习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经验的认真态度，都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1997年，埃革阵又派出包括多名执委的高级代表团来访，重点探讨通过党际交往推动经贸合作的可能，我再度全程陪同。同年，我有幸与几位同事一道对埃塞俄比亚进行考察，进一步增加了对埃革阵的了解。考察期间，埃革阵领导人亲自介绍本党对国情的分析及治国理政的思路，安排我们参观了新建的大型企业，并再度表示了对通过党际交往推动具体合作的强烈愿望。通过这次考察，埃革阵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政治体制、经济战略和方针政策的认真努力令我印象深刻。我甚至感到，这在我接触过的几十个非洲国家执政党中是十分罕见的。2000年，埃革阵还派出一名执委和一名中央委员参加我部举办的多党研讨会，他们对我党新近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理解再度令人刮目相看。总而言之，在奉命出使之前，我在驻在国高层已经有了为数不少的朋友，我们曾朝夕相处，开诚布公、平等地探讨一些重大问题，这在驻外使节中恐怕是罕见的。

    喜出望外的不仅是我。当我的前任蒋大使向埃方执政党通报我将赴任时，外事负责人海尔基洛斯高兴地说，艾平是中国能向埃塞俄比亚派出的最合适的大使。

    当然，在高兴的同时我也深感责任重大。此前我从未在使馆工作过，第一次去就担任大使，又是在这样一种特定背景下去的，必须谦虚谨慎、不辱使命，努力以自己的实践证明中央的这一决策是正确的。

    递交国书
    2001年3月6日，我再度来到埃塞俄比亚。这次，我的身份不再是中联部的局长，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埃塞俄比亚联邦民主共和国的大使。使馆各部门负责同志和工作人员代表到机场迎候，埃方也派礼宾官迎接。略事寒暄后，我乘埃方礼宾车前往使馆。
对我来说，使馆大院并不陌生。同院外环境相比，这里简直像个世外桃源。院子很大，占地8公顷，论面积在我驻外使馆中占第三位。到处绿树成荫，各类鲜花竞相开放，草坪、松墙也修剪得一丝不苟。院子中央，五星红旗迎风飘扬。在以后的三年多时间里，这里就是我工作和生活的地方。

    随后，我的工作分几条线索展开。首先是结识新的集体。今后，我既要不辱使命，团结、带领全馆同志一道推动双边关系的发展，又要营造和谐、向上的氛围，减轻远离祖国和亲人的压力。其次是递交国书，安排拜会，照会使团，开展各方面的交往。第三是投入不同形式的调查研究，形成今后工作的思路。

    递交国书是就任后第一项重要对外活动，意味着使节身份的正式确立，虽然只是程序性安排，但事关双方国家尊严，容不得半点马虎。

    国书由国家主席签署，外交部长副署。这份有江泽民主席、唐家璇外长亲笔签字的文件可以说是我一生当中与我直接有关的最重要的一份文件。准备国书的同时，还精心起草了一份颂词，寥寥数语，却包含了对两国关系的评价及今后进一步发展关系的方向。在国内拿到国书后，我一直悉心保管。

    递交国书的前奏可以说从我抵达驻在国的次日就开始了。3月7日，我前往埃塞俄比亚政府外交部，拜会礼宾司长和亚澳司长，除相互结识、初步交流外，实质性的内容是听取有关递交国书安排的介绍。3月12日，我再度前往外交部，拜会副外长并递交国书副本。

    根据埃塞俄比亚总统内加索博士的工作安排，我正式递交国书的时间定在3月13日上午11时。当天上午10时，埃方的礼宾官、礼宾车和开道的警察就来到使馆。稍坐片刻，我们起程前往国家宫。

    国家宫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海尔塞拉西皇帝统治时期兴建的皇宫。庭院苍翠，高树参天，绿草如茵，建筑宏伟，颇有气势。1996年江泽民主席来访时曾在这里下榻。

    我走进门厅，看到韩国大使夫妇正向接见大厅走去，我们则被引进右手的休息厅稍坐。礼宾官抓紧时间再次交待程序安排。很快，亚澳司长进来，示意我们可以进去了。
接见大厅约有30米长，我同埃方礼宾官并排走进大厅后，内加索总统即站起身迎接。我们在总统身前约2米的地方停下脚步，埃方礼宾官再前行一步，用阿姆哈拉语向总统通报后示意我讲话。我说：“内加索总统阁下：今天，我荣幸地向您递交江泽民主席任命我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埃塞俄比亚联邦民主共和国大使的国书。”随后上前双手递过国书。总统双手接过，转身交给身边的礼宾官，同我握手，表示欢迎，并示意我们就座。接着，我讲了颂词中的内容，总统也表示埃方重视对华关系，对双边关系现状表示满意，赞扬了前任中国大使的工作。随后，我们又进行了比较轻松的交谈，我还将陪同的政务、经商参赞等介绍给总统。

    会见结束后，我们又回到休息厅，签字留念，并在门厅外的台阶上同总统合影，同他告别。随后，我接受了电视台记者的采访，传达了中国重视中埃关系并将努力加强合作的信息。

    递交国书后，我就可以正式开展工作了。使馆办公室准备了给使团的照会，通知各国驻埃塞使馆我已递交国书，并期待同他们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秘书也着手帮我联系拜会总理、相关部长等要人。真正的考验开始了。

    迈开双脚
    按照常理，大使在驻在国拜会的第一位部长应该是外交部长，而我在埃塞俄比亚见到的第一位部长却是工程部长。地点也不在他的办公室，而是在远离首都几百公里的一处水电站工地上。

    这中间有偶然因素。埃塞俄比亚的外交部长塞尤姆是执政党的领导人之一，他的主要精力用在协助总理、执政党总书记梅莱斯处理党政要务上，日常外交事务多由副部长特科达博士负责。此外，我就任大使时，中国万宝工程公司已在埃塞俄比亚承揽了多项国际招标的工程项目，包括三条公路和为提撒拜水电站提供机电设备并负责安装。电站项目进展顺利，已接近完成，工程部长要亲临视察，万宝办事处负责人希望我能到场，以显示中国政府对双方合作的支持。

    然而偶然之中也有必然。应该说两国关系中不存在任何政治问题。埃方高层大都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大中学生，用他们自己的话说，自从投身学生运动之日起，一直景仰、向往中国，执政后更把同中国发展友好合作作为国策，在国际事务中对中方可以说是有求必应。同时，埃方还希望将两国友好从政治领域延伸到经济领域，直接服务于本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在这方面，埃塞俄比亚同一些非洲国家不同，从不开口要援助，而是努力探索互利的合作途径。比如说，埃方非常欢迎中国公司来埃塞参与国际招标工程的投标。由世界银行提供融资实施的一期公路建设规划共有9条公路，中国万宝和中国路桥各中标三条，超出了中国公司的预期。然而，这种互利合作进展得并不顺利。工期3年，已经过去了一年多，而万宝公路项目中进展最慢的完成工作量仅3％。按照世界银行的通行作法，严重脱期的承包商将被“清场”，且再无资格参加世行项目投标。中川国际就曾在乌干达遭此厄运。万宝当然要全力以赴避免重蹈覆辙，除紧急更换分包商外，也希望以本公司在水电设备供货、安装方面的成功实践说服埃方，不采取清场的下策。这也是他们希望我能陪同埃塞政府工程部长海尔视察水电工地的目的。

    万宝承揽项目脱期的情况我在国内即有所闻。到埃塞后，我请经商处王树枫参赞全面介绍了两国经贸关系的情况，并听取了万宝代表处的汇报。按常理，工程承包是公司行为，不属两国政府关系，“责成”经商处督促中国公司解决也就说得过去了。但我隐约感到，政治友好给经贸互利合作带来的机遇难能可贵，而经贸合作的失败可能给政治关系带来阴影。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坐在家里是想不出好办法的，不如“迈开双脚，学个孔夫子的“每事问”。于是答应同王参赞和李成杰代表一起去提撒拜，陪同海尔部长视察工地。

    我们提前一天到了工地附近的巴赫达尔市项目营地。项目经理部负责人认真地作了汇报，而对我来说，一方面要尽可能弄懂水电站是怎么回事，更重要的是借此解剖一个“国际招标项目”，了解在国外承包工程的特点、难处、经验教训。

    第二天，我们到了工地，看望全体在现场的约30名中方人员，并陪同海尔部长视察。海尔是工程师出身，比我要内行得多，但他显然对能在这里见到中国大使感到高兴。晚上，合作双方在巴赫达尔城内的饭店举行烧烤晚宴和篝火晚会，共庆电站项目的成功。然而，当海尔部长和我单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谈得更多的是三条公路和另一个电站。

    第三天，我同海尔部长同机返回首都，在机上谈得更多的是过去的经历。临别时我对海尔部长说，我们这次见面具有象征意义。

    几天后，我又到海尔的办公室正式拜会了他。那天，我按约定的时间来到他的办公室，言简意赅地讲明来意：首先感谢他多年来为推动双方在工程承包领域的合作所做出的贡献；其次请他放心，中国政府同样重视不断拓宽双方合作领域，丰富合作形式，扩大合作规模，我愿同他一道，努力解决合作中出现的问题；然后表示希望听取他的意见和建议。海尔部长首先肯定，两国在工程承包领域的合作从无到有，实现了数量的突破。为了做到这一点，埃方曾努力帮助中国企业解决投标价格过高和标书不够规范等问题。下一阶段双方合作要进而实现“质变”，即通过合作向埃方传授技术和经验。目前，埃塞政府将基础设施建设作为发展经济的重要措施，世界银行也承诺提供相关资金，双方在公路、电站建设等方面的合作具有广阔前景，关键是要解决出现的问题，使合作顺利进行。我表示同意他的看法，同时指出双方合作是在“南南合作”的框架内进行的，双方都缺乏经验，出现一些问题也是正常的，希望部长不要失去信心，并提出一些具体问题，希望他帮助解决。他最后重申，埃塞的国际招标市场的大门永远向中国公司敞开。

    随后，我又拜会了经济合作部长戈尔马，就双边合作的情况和前景交换意见。经济合作部类似我国当时的外经贸部，归口管理双边和多边经济合作，是一个重要机构，戈尔马也是执政党埃革阵的领导人之一。他欢迎我到任并主动约见，同时坦率地说：引进中国公司参与国际招标工程完全是从埃塞俄比亚本国利益出发。中国公司来埃塞之前，埃塞的国际工程市场基本为西方公司所垄断，他们一是漫天要价，二是在工程进行过程中不断提出索赔要求。他甚至认为，国际工程市场很大一块由“黑手党”控制，其中充斥黑幕和丑闻。“而中国公司大都是国有公司，背后是中国政府。中国政府不会允许他们胡来，中国公司本身也更注意自己的行为。”但是，中国公司在执行合同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使一些原本就不希望中国公司进入埃塞市场的人有了口实，而原先欢迎中国公司的人也产生了一些疑问。双方迫切需要共同努力，使工程承包等互利合作健康发展。

    这些拜会更坚定了我的看法：经济合作已成为双边关系中的重大政治问题，解决出现的问题，既有助于夯实双边关系的经济基础，也有助于帮助中国公司实施“走出去”战略，从而直接服务于国内经济建设大局。

    风云突变
    递交国书后，我可以名正言顺地拜会有关人士了。然而安排并不顺利：拜会总理、副总理、外长的要求迟迟没有回音，同我的老朋友、执政党外事负责人海尔基洛斯见面的安排已经谈妥却又被推迟。其中的原委令我惶惑。

    3月21日中午，传来爆炸性新闻：梅莱斯总理解除了本党12名中央委员的职务。看来，这就是拜会安排困难的原因。特别使我头疼的是，在国内接待过的好几个埃革阵执委都在被解职者之列。下午，我们召开馆务会分析研究有关情况，随后又布置政治处起草给国内的报告。次日晚，电视新闻中报道了埃革阵中央全会的消息。使馆的老人告诉我，相对以前党内事务从不见诸报端的作法，这倒是个进步。然而，新闻中透露出的信息毕竟极为有限。到底发生了什么，我必须尽快搞清楚。

    关键时刻能够帮忙的还是老朋友。海尔基洛斯答应星期天同我在高尔夫俱乐部见面。这次见面延续了四个小时。

    原来这是一场围绕党和国家发展方向的严重斗争。2000年底，在非洲统一组织、阿尔及利亚等国的调解下，埃塞俄比亚同邻国厄立特里亚的武装冲突暂时停止。下一步该怎么办？执政党各成员组织拟召开党代会讨论决定，其中最重要的自然是提人阵的会议。2001年2月，提人阵中央几名负责人分别提出政治报告提纲，出现了重大分歧。作为党的主席，梅莱斯认为党面临三大危险：党和国家发展方向不清，党内存在反民主倾向和腐败现象开始蔓延。党的副主席提沃尔德（他也是94年访华团的团长）认为这是危言耸听，如果说党内存在什么危险的话，那就是“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中央全会就此进行表决，30名中央委员2人弃权，梅莱斯一方15比13处于多数。

    应该说，提人阵内部具有民主传统。在埃厄冲突期间，埃方在军事上占有明显优势。当时，党的执委、军事领导人希耶（97年访华团团长）主张乘胜拿下厄特首都，甚至以此解决埃塞俄比亚的出海口问题。梅莱斯则认为，在当前世界上，不可能以军事手段解决领土问题，再打下去于事无补。是否打下去的表决结果是18比12，梅莱斯居于少数。梅莱斯执行了多数的决定，其结果只是徒然多死了几万人。

    这次，梅莱斯当然希望“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集中制传统能够再次得到坚持。然而事与愿违，这次的少数采取了退出中央全会使之达不到法定人数的作法，造成了危机局面。少数派退出中央全会恰是我抵达埃塞的时候。

    起初，梅莱斯试图召开埃革阵中央全会解决问题，但其他三个组织不希望介入提人阵的内部分歧，要求提人阵先行统一内部认识，再召开阵线的全会。于是提人阵举行了一次党的特别代表会议，约1000名党的各级干部出席。

    提人阵代表会议召开时，少数派要求首先发言。遭到拒绝后他们再次退出会议。他们以为，凭借自己在党内的威信，会有很多人一道退出，从而再度造成危机局面。然而，用海尔基洛斯的话说，“他们被自己制造的神话毁掉了”。提人阵的干部珍视党的团结远胜过对少数元老的尊敬。代表会议通过决议，谴责违反民主集中制和分裂党的行径。同时，也没有把事做绝，没有介入双方提出的报告提纲中涉及的“路线”问题，只是要求少数派就违反组织纪律的问题做出自我批评，并许诺将允许他们回到中央委员会中来。

    此后，埃革阵举行了中央全会，通过了类似决议。接着，梅莱斯总理等主流派采取一系列措施稳定形势，使国家再度走上集中精力发展经济的道路。我的到任活动也顺利展开。

    然而，上任伊始就遇到这样一个下马威，既要求我更加谨慎，也促使我思考一些更深层次的问题。这一事件对我方发展中埃关系的思路有何启示？

    我感到，在全球化不断发展的今天，两国关系不能仅仅建立在个人、政党、友好感情和意识形态基础上。外交，说到底是利益问题。要夯实中埃关系的基础，最重要的是加强经济合作，给双方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全球化对新时期的双边关系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待续）

（《当代世界》2005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