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梅莱斯总理的交往

    埃塞俄比亚是联邦制国家，总统只是礼仪性的国家元首，真正掌握实权的是梅莱斯总理。他既是政府首脑、武装部队统帅，又是执政党的主席。这里记述的是我同他的几次交往。
    如前所述，我在递交国书后就希望尽快拜会梅莱斯总理，到馆6个星期后如愿以偿。
    拜会安排在总理府的会见厅里。我首先感谢总理拨冗会见，称这体现了埃方对双边关系的重视，并转达了我国家领导人的问候。梅莱斯总理表示将一如既往致力于发展两国两党关系，接着就提出两个问题，让我介绍中国发展经济“三步走”的总体思路和“西部大开发”战略。我知道总理对中国情况非常关心，要求埃塞驻华使馆向其提供《北京周报》等材料，对这两个问题应有一般了解，提问可能有特定含义。我尽可能结合我对埃塞情况的了解简明扼要地作了介绍。看来，总理并不打算将会见局限于礼仪性质，我何不借此获得一些权威信息？于是，我也请总理介绍埃塞政府发展经济的思路。梅莱斯总理言简意赅的叙述了埃塞“以农业发展为先导的工业化”战略、当前特别重视发展工业的考虑以及政府着力建设基础设施的作法等三个方面，每一段说明都落脚于对双边合作的设想。这样，会见延续了近一个小时。我对梅莱斯总理务实的风格留下深刻印象，也深感有助于两国实现各自发展战略的经济合作对推动双边关系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这对我后来形成发展双边关系的思路产生很大影响。
    此后，我曾多次陪同国内来访的重要代表团会见梅莱斯总理。
    2003年对中埃两国关系乃至整个中非关系具有重要意义：中非合作论坛第二次部长级会议将于年底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举行。年初回国述职、休假之前，我再次请求拜会梅莱斯总理。
    1月28日上午，我又来到总理府会见厅，梅莱斯总理依然笑容可掬。我向他说明即将回国述职，希望了解总理对双边关系现状及今后发展的看法。
    梅莱斯同以往一样，高度评价中埃关系现状。首先强调重视学习中国的经验：两国国情相近，中国经济高速发展，这种经验从任何其他地方都学不到。总理客气地说，中国外交关系广泛，埃塞官员访华占用中方大量时间、精力，但还须继续推动这类交往。其次是职业技术教育培训等各类合作。中方的贡献不仅是传授技术，更重要的是传播理论联系实际、亲自动手的作风。第三是投资，现在数量还不大，但已经开始。第四是工程承包等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合作。对这方面存在的问题不应夸大，可能选错了合作伙伴，埃方也有责任。对今后合作的发展方向，梅莱斯总理说他有一个“梦想”：同中方合作，大规模吸引中方投资纺织、制鞋、农产品加工等行业，但不知中国政府是否允许国有企业出来，私人企业是否发展到能够走出去的阶段。
    我介绍了十五大和十六大关于“走出去”战略的提法，中国不断改善投资环境等吸引外资的经验，指出合作、投资必须切实发挥比较优势，使双方获益，提出一些可供考虑的合作项目，表示拟在休假期间前往云南，探讨双方就鲜花生产、出口开展合作的可能性。关于工程脱期和管理承包中出现的问题，我表示埃方并没有选错合作伙伴，但中方企业在“走出去”初期不完全适应国外条件，有埃塞俄比亚这样的友好国家政府的信任和支持，减少了许多困难。对此总理说，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大规模建设基础设施，中国管理、技术人员工作勤奋，使埃塞俄比亚一些人对中国公司产生不切实际的过高期望，以为他们来后几个月就能使埃塞俄比亚的国有企业变成“金矿”，他们不知道中国公司无法将中国的体制和条件带到国外。
    我同梅莱斯总理的另一次直接接触是“夫人外交”的产物。温家宝总理于2003年12月成功访问埃塞俄比亚并出席中非合作论坛第二次部长级会议开幕式后，为保持双边高层交往的势头，我们建议国内于2004年接待梅莱斯总理夫妇访华。梅莱斯总理上次访华是1995年，夫人阿泽布女士没有随行。2003年，梅莱斯夫妇曾考虑利用参加国际会议的机会来华，但因“非典”疫情未能成行。2004年初，我回国述职后返馆，基本同埃方商定年内安排总理访华。阿泽布女士倍感兴奋，提出邀请我和夫人张迈同志到她家里做客。时间定在4月11日埃历复活节的晚上。
    对张迈来说，这是一件大事。她细心挑选了几件礼品，略施淡妆，我们带上研究室主任（一位女同志）一道出发。梅莱斯总理的家也在总理府的大院内。进了大院，一名警卫开着车在前面带路，拐了几道弯，引导我们的车停在一座独立住宅前。阿泽布女士这位被她公公称为“《圣经》中走出的贤良女子”身着埃塞俄比亚民族服装出来迎接。进了门厅，向左手一拐，就是客厅，她招呼我们在沙发上就座。随后，两位女士交换了礼品。阿泽布送给张迈一套埃塞俄比亚民族服装，张迈给他们全家包括孩子都准备了礼品。总理的女儿、儿子和一位与他们同住的烈士遗孤进进出出，似乎仍沉浸在节日的喜庆之中。总理的女儿只有十四五岁，却显得早熟。她曾同妈妈一道到使馆做客，也算是我们的“老朋友”了。阿泽布女士告诉我，梅莱斯也会同我们一道共进晚餐。过了一会儿，梅莱斯从门外进来，穿着T恤杉、拖鞋，看来是刚刚锻炼完。寒暄了几句，他就问起刚刚闭幕的十届人大二次会议，提起修订宪法增加关于保护私有财产的内容，“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是时候了。”这时，一位女士来通知，可以就餐了。于是我们走进隔壁的餐厅就座。看来阿泽布女士做了专门安排，食品是在饭店定做送来的。我就势问起总理的饮食习惯，有无可能请他到使馆品尝中餐。总理笑着说，他吃饭非常保守，一天三顿“英吉拉”（埃塞俄比亚民族食品），出访时总是感到不习惯。我又问上次访华去了那些地方，这次准备看什么。他说上次去了上海浦东和重庆，这次去哪儿愿意听听我的建议，总之想去个新地方。我问希望了解哪方面的情况，他说最关心的还是农业、农村，包括发展商品农业、推广新技术。这时，总理的女儿说，“难道你就不想安排一些游览活动吗？”于是我建议总理去西安，将参观杨凌高新农业开发区和兵马俑结合起来。
    饭后，我们回到客厅，一边品着咖啡，一边继续聊天。总理兴趣广泛，对各个方面的情况都很关心，不断提出各种问题。他读过许多关于中国的书，他还就印度的经济发展谈了自己的看法，认为印度经济开始稳步增长，且在发展软件业等方面具有优势，但农村缺乏支撑可持续发展的机制。最后，总理夫妇取出当年武装斗争时期的两张照片送给我们留作纪念。一张是梅莱斯的，蓄着胡子，酷似格瓦拉；另一张是他们的女儿，只有一岁多，戏称“小游击队员”。然后，我们集体合影，尽兴告辞。
    我最后一次见到梅莱斯总理是2004年8月20日，我在埃塞俄比亚的最后一个工作日，我再度来到总理府向他辞行。我感谢他在我任内对双边关系的重视，对未能陪同他访华感到惋惜。他说，任何使节都不可能永远呆在驻节国家，再好的大使或迟或早总要结束任期，但至少有两点可以使你昂首离开埃塞俄比亚。首先，从专业角度讲，你善于排除任何故障。一枚螺丝钉松了，就可能使整个列车倾覆。而你能够使所有机件松紧正常，从而使双边关系的列车按照既定方向以既定速度前进。我们两国关系很好，有很多人为之作出贡献，但其中无疑同你的贡献密不可分。其次，我们有过很多很好的中国大使，但你显然比他们有更多的朋友。你的朋友，包括埃塞人和中国人，都因你受益。如果有你陪同，我对中国的访问即使不能取得更大成果，至少也会是一次更为舒心的经历。政府自有其安排，不可能总同个人意愿一致，但可以说，保证此次访问成功的大部分工作已经完成。
    可以说，这次辞行为我的任期划上了圆满的句号。

    使团之间
    亚的斯亚贝巴号称非洲的政治首都，云集着近百个外国使馆和几乎所有联合国系统国际组织的代表处。使团间的交往是同驻在国交往的有益补充。
    埃塞使团的一个大头是非洲国家的使馆。亚的斯亚贝巴是原来的非洲统一组织和现在的非洲联盟的总部所在地。非洲国家驻埃塞大使都兼任本国常驻非盟代表，实际上后者才是他们的主要任务。对许多非洲国家来说，常驻非盟代表是最重要的外交职务之一，驻埃塞大使中不乏前任部长。同他们交往对了解非洲事务很有帮助。
    埃塞使团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的使馆。他们因提供大量援助对驻在国的经济、政治有很大影响，掌握的信息也较多。近年来，西方国家更加关注非洲，了解西方同非洲交往的情况，对我加强对非工作有所启示。
    使团之中有各种各样的“圈子”。例如，在印尼大使的倡议下，印尼、中国、韩国、日本、印度等亚洲国使馆的大使和首席馆员定期聚会。
    我递交国书后，即按通行作法，照会各国使馆和国际组织代表处，表示建立良好工作和私人关系的愿望，并有选择地拜会一些国家的使节。
    总的说来，使团交往有两类。一是建交国家的国庆招待会，基本都要出席。二是相互拜会和宴请，可以有选择地进行。
    当然，使团间的活动服务于特定目的，说到底还是国家利益。
    一是广交、深交朋友。各国的国庆招待会都是交友的适当场合。小范围的宴请和聚会，则可进一步加深了解和感情。对特别重要的交友对象还要单独拜会或宴请。同外国使节的一般接触，了解他们的经历，也可以受到启发。例如，日本先后两任大使、加拿大大使都是经援机构出身，显然，提供援助，成功开展经济技术合作在一些发达国家同埃塞俄比亚的关系中占有突出地位。美国大使是一位职业外交官，来埃塞前曾在美国务院负责外交官培训工作。她告诉我，为了增进外交官对本国的了解，在培训期间组织他们参观期货交易所，利用周末到农场体验生活；对退休外交官也要安排培训，使之适应退休生活。
    二是获取信息。我在埃塞任职期间适逢非洲发生一些大事，如非洲统一组织向非洲联盟的过渡，非洲国家出台《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等。为了就这些问题进行调查研究，我多次拜会阿尔及利亚、尼日利亚、马里等重要非洲国家大使，具体了解内部磋商过程，对指导政治处撰写调研文章很有帮助。我还多次拜会、宴请非统（盟）秘书长和非经委总干事，间接增加对非洲地区政治历史的感性知识。在中国公司参与埃塞俄比亚特克泽电站项目投标前后，埃及大使约见，详细介绍两国就尼罗河水使用问题存在的历史问题及磋商情况。
    三是开阔眼界和思路。各国使节经常相互拜访，祝贺节日，加深了解，建立感情，但骨子里却是在竞争：看谁信息更灵，影响更大，归根结底是能更好地实现本国外交的意图。通过交往了解其他国家发展同驻在国关系的考虑和具体作法，实际上也是竞争的一个手段：努力做到知己知彼，进而扬长避短，体现本国外交的特色。美国财大气粗，兼具硬软实力。2002年埃塞俄比亚遭遇旱灾，近1400万人缺粮。美拿出近5亿美元，提供的救济粮占国际社会提供总数的70％以上。欧盟国家反对单纯提供粮援，主张更多地从当地采购，以免影响粮食生产的长期发展。加拿大经援的特点之一是搞了许多饮水等小项目，遍布埃塞的几乎所有地区。据说，加拿大大使也借此走遍埃塞各地。日本使馆每年有约100万美元经费用于支持基层开发、减贫活动。非洲国家出台《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后，西方国家普遍增加对埃塞的援助。同时，考虑到埃方还款困难，半数以上援款为无偿援助。发达国家同埃塞俄比亚等非洲国家经济关系的另一特点是，通过援助影响受援国经济发展方向和战略。他们提供援助的重要先决条件是受援国要制订出得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认可的“减贫计划”。这一计划名义上由受援国根据本国情况独立制订，然而其潜在的思路却依据西方主流经济学思想，并不完全符合发展中国家的国情。例如，西方提供的援助绝大部分用于教育、卫生、饮水等社会项目，从长远讲，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有好处，但短期内难以直接形成生产能力，也无法使援助形成良性循环。这也导致实践中大笔经援并未带来非洲国家经济的迅速发展，在发达国家也出现“援助疲劳症”。相形之下，我国和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同埃塞俄比亚的经济合作也有特点和优势，并往往更具有“共同发展”的特征。
    同国际组织代表的交往，除了达到交友和获取信息的目的外，还可以开展三方合作。例如，世界粮农组织总干事迪乌夫认为，就农业而言，发达国家同发展中国家情况差别太大，开展合作往往成效甚微；更现实的作法是由粮农组织出面，组织农业发展较好的发展中国家同农业更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开展三方合作。他的这一建议得到许多非洲国家的响应。埃塞俄比亚和加纳等非洲国家都同中国结成对子，利用粮农组织提供的资金开展合作。我曾多次同粮农组织驻埃塞代表一道研究搞好这一合作的具体途径。
    除了使节个人之间的交往，还有一些集体活动。例如由“馆长夫人小组”组织的一年一度的使团义卖。各国使馆事先选定日期和地点，集中出售体现本国特点的食品、工艺品等，将所得捐献给埃塞俄比亚的慈善机构。此项活动有助于在驻在国老百姓中间树立使团乐善好施的良好形象，同时，各馆集体“亮相”，也有一定竞争含义。对许多大使夫人来说，这是一年当中最为重要的活动，许多大使则亲自推销。我馆每年都倾巢出动，成绩一年比一年好。亚洲各馆还组织过“亚洲之夜”活动，展示民族服饰、歌舞和食品，邀请埃塞俄比亚各界和其他使馆出席。我馆女外交官和随任夫人的民族服饰表演和外交官的太极拳都引起轰动。此外，我馆还同俄罗斯使馆组织过乒乓球比赛，同美国使馆搞过卡拉OK联欢，令对方感叹不已。
    在探索与时俱进做好新时期对非工作的同时，我们也努力在使团中间展示新时期中国外交官的风采。

    尾声
    2004年7月中旬，国内通知人大常委会已任命林琳为新任驻埃塞俄比亚大使，免去我的大使职务，要我于8月20日前后回国参加第十次驻外使节会议，会后不再返馆。要求尽快征得埃方同意我方新大使提名，并适时进行辞行拜会。我馆随即召开馆务会，部署做好三项工作：新大使来馆相关安排、辞行和保证其他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
    埃方对我此时离馆似乎感到突然，但迅速同意了新大使的提名。我下一步的主要工作就是辞行了。
    辞行的例行对象是总统、总理和外长。他们都对双边关系现状感到满意，对我推动双边合作的努力表示感谢，对我离任感到惋惜，但对双边关系前景充满信心。
    辞行的重头戏是执政党埃革阵中的朋友。任职期间他们给了我许多帮助，双方的感情进一步加深。由于他们大都担任政府要职，双边合作也因而扩展到更多领域。此时，依依惜别之情油然而生。听说我要离任，他们纷纷提出要饯行。担任议会联邦院议长的穆拉图博士还商梅莱斯总理，以埃塞俄比亚政府的名义签发了给我的感谢信。
    此时，中非论坛特使海尔基洛斯已接到中方邀请，于8月中旬访华，待他回来，我将已经离开。三年多密切合作，留下许多美好回忆，他感到无论如何要组织点活动。他同埃塞文化部主管外事的官员商定，由曾于当年5月来华参加“相约在北京”活动的埃塞国家剧院歌舞团举行专场汇报演出。张迈建议还是在使馆搞个联欢。8月8日，告别联欢活动在使馆举行，埃方外交部、议会、文化部的负责人和主管官员及夫人、孩子等几十人出席。除埃方的演出外，使馆也出了节目，并组织来宾、孩子参加游艺活动。
    再有就是使团间的辞行。亚洲国家使团集体饯行，按惯例赠送了纪念品。然后每家又单独宴请，并请来其他国家大使作陪。毛里塔尼亚大使联络一批非洲国家使节送行。美国大使邀请其他十位大使出席为我举行的告别晚宴，交流任职心得。
    8月19日晚，我举行离任招待会。埃方十几名部长以上官员和几十位外国使节出席。
    8月20日，使馆内部召开了全馆大会，作为临别赠言，我向大家提出五点希望。21日，在经商处同中资机构联欢话别。
    8月22日，是我离开埃塞俄比亚的日子。下午，全馆同志按国内习惯一起包饺子。晚上10时许，馆员们来到官邸与我们话别。随后，我和张迈前往距机场不远的新华社分社，在那里，同坚持为我们送行却又进不了机场贵宾室的中资机构同志话别。随后，我们前往机场。馆务会全体同志，亚洲五国使节夫妇和埃塞外交部礼宾司负责人前往送行。我在埃塞俄比亚的任职圆满结束。
    回国第二天我即报到参加第十次驻外使节会、公选高级外交官工作座谈会以及全国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外交工作会议。会议精神使我确信，我三年多工作的思路是符合中央的新外交观的，我们这批公开选拔的外交官的实践证明中央的决策是英明、正确的。
三年多代表祖国的经历是我一生当中最为辉煌的日子。（全文完）

（《当代世界》2005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