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世关注的第一轮中美战略经济对话12月中旬在北京登场。双方都派出了强大的阵容，可谓史无前例。有人说，美国经济界巨头们跨越太平洋来到中国，就是要压中国在经贸上向美国让步；而中方则是严阵以待，会竭尽全力维护自己国家的利益。所谓对话就是吵架，就是斗智斗勇，就是博弈。此话不错，但是只说对了一半。在吵架的背后，实际上还有更深层次的含义，那就是中美关系已经变得更加密切，“建设性合作关系”已经不可逆转。这次战略经济对话，就是推进这种关系的重要步骤，而美国在开启战略经济对话过程中显示出了少有的积极主动精神。美国的表现揭示出了美国对华政策的新动向。

    经济利益：冷战后美国发展对华关系的重要动力

    冷战后，美国将维护“一超独霸”地位确立为全球战略的最高目标，无论哪个党上台，何人当总统，具体的对外战略和政策有何变化，这个大目标始终是不变的。为了实现这个大目标，美国要从安全、经济、政治三个领域同时入手，即维护美国及盟友的安全、扩展美国的经济、在世界推进民主。这三者就是美国全球战略的三大支柱。美国的全球战略可以概括成“一个中心，三个基本点”。这个框架也是不变的。变化的只是三大支柱的排序和在具体问题上的侧重点。克林顿政府比较重视扩展经济，有“经济第一”之说，同时也比较强调推进民主；第一任布什政府初期，突出安全，而且是传统安全；“9·11”后虽然更突出安全，但却是非传统安全；第二任布什政府则是在坚持反恐为第一要务的基础上强调推进民主，实际上是将推进民主与反恐并列为全球战略的核心任务。但是，不管侧重点是什么，扩展经济都是一大支柱，因为美国深知，它之所以会“不战而胜”，成为冷战的赢家，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它在经济上超越了苏联。美国也深知，要想维护“一超独霸”地位，雄厚的经济实力仍然是基础。冷战后美国出台的所有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都设专章来讲经济问题，强调要同其他重要经济体和新兴市场国家发展关系。

    扩展经济是冷战后美国发展对华关系的最重要动因之一。苏联解体后，美国不再需要中国的战略合作，而且中国成了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中美关系的基础变得非常脆弱。但是恰恰在此时，邓小平南方谈话后，中国经济出现了新一轮的高涨，这为美国发展对华关系提供了新的基础。20世纪90年代，美国列出了十大新兴市场国家，中国居首位。尽管1990年代中美关系一波三折，但经贸关系却飞速发展。在国会讨论给予中国贸易最惠国待遇和允许中国加入WTO问题时，美国两大党表现出了惊人的一致。布什上台后，一度称中国是“战略竞争对手”，对华态度比较强硬，特别是2001年的撞机事件，使双边关系再次跌进低谷。但是即使在这时，美国仍然称中国是“经济上的伙伴”，表示需要同中国发展关系。在中美关系处于困难时期，经济成了维系双边关系的主要纽带。当然，“9·11”后，中美关系又增加了反恐合作这根纽带。

    深度捆绑：中美是名副其实的经济“利害攸关方”

    进入21世纪后，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综合国力的大幅度提高，美国战略界又掀起了一场关于对华政策的大辩论。这场辩论的核心议题就是美国如何应对一个和平崛起的中国。保守派提出，一个共产党领导的、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在文明上与美国差异甚大的中国，如果崛起，无论是否以和平方式，都会对美国的世界地位和安全利益构成挑战，美国应及早动手，遏制中国，阻止中国的崛起。而务实派则认为，中国崛起是源于自身的动力，美国阻挡不了，如果美国硬要给中国捣乱，只能是两败俱伤，这不符合美国的根本利益；美国应当同一个和平崛起的中国合作，这样可以使美国利用中国崛起的机遇，进一步发展，变得更加强大。同时，自由派也主张同中国合作，认为美国可以利用与中国合作的机会来影响中国，塑造中国，将中国塑造成美国的伙伴或朋友，这样，崛起的中国就不但不会成为美国的威胁，而且还会成为美国可借重的力量。美国常务副国务卿佐利克2005年9月份提出使中国成为“负责任的利害攸关方”，等于是一锤定音，肯定了务实派和自由派的主张。2006年美国出台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和《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都使用了“负责任的利害攸关方”这个表述。旨在指导整个21世纪美国全球战略的《普林斯顿项目报告》也用了这个词。

    美国之所以将中国看成是“利害攸关方”，除了在反恐防扩、地区安全等事务上需要中国的合作外，就是在经济上也需要中国的合作，而且两国经济利益已经深度捆绑，谁也离不开谁，“利害攸关”，欲损俱损，欲容俱容。2005年，中美贸易额已经达到2116.3亿美元，同比增长24.8%；中国是美国第四大出口市场，第二大进口来源国，第三大贸易伙伴；美国是中国最大贸易伙伴，最大外汇来源国；美国累计对华投资超过510亿美元；中国购买美国国债达2420亿美元，中国是美国的主要债权国之一。虽然美国国内仍然有人炒做“中国经济威胁论”，宣称中国的廉价商品销往美国，导致美国中小企业破产，工人失业，但是美国的有识之士却不这么看。美国四位著名战略专家在《中国：一个两面性的国家》一书中指出：“美国从与中国的日益增长的经济互动中每年实质上获益700亿美元，平均每户625美元。”

    美国是靠商业立国的国家，信奉实用主义的美国不会眼看着巨大的经济利益被竞争对手拿去。美国也是精通战略的国家，它明白眼下它的安全威胁并不是来自于崛起的中国，虽然美国将中国看成是最主要的潜在战略竞争对手，但毕竟应对现实的威胁更紧迫，毕竟美国“正处在长期化的反恐战争”中；而且美国也认识到，中国正在变，正在“转型”中，是一个处在“战略十字路口”上的大国。美国的对华战略不应将“潜在的对手”过早地变成现实的敌人，而是应当借重它的力量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同时在合作中塑造它，促使它转向自己所希望的方向。在美国对华战略中，经济合作肩负着双重任务：一方面获取经济利益；另一方面在合作中影响中国。对华经济合作蕴涵着多重战略考量，难怪会出现“战略经济对话”一词。

    转型外交：中国是“重中之重”

    佐利克辞职后，人们担心美国对华政策会出现变化，至少在失去了佐利克这样的“知华派”重量级人物后，美国务实的对华政策有可能缺少有力的执行者。然而这种担心很快就烟消云散。深受布什信赖的新任财长保尔森在2006年9月访华时重述了佐利克所表达的对华政策。更令人瞩目的是，保尔森这次访华，两国发表了《中美关于启动两国战略经济对话机制的共同声明》，一个新的中美对话、沟通机制由此诞生。而且这个机制参加人员的级别要高于此前存在的中美战略对话。中方是副总理吴仪领衔，美方由财长保尔森挂帅；而此前已存在的中美战略对话，中方领衔人是外交部副部长戴秉国，美方是常务副国务卿佐利克。

    随着第一轮战略经济对话的临近，许多人担心中美之间存在着的一些经济问题，如人民币汇率、贸易逆差、知识产权，会影响对话的气氛，甚至会成为双方争执的主题，对话的前景并不乐观。但是一个月前来华访问的美国商务部长古铁雷斯的一番讲话应该让人不至于太悲观。古铁雷斯令人意外地承认，解决中美之间巨大的贸易逆差需要的是增加美国对中国的出口而不是由华盛顿采取贸易保护手段。这使那些主张美国要实行贸易保护主义，或者加强对华施压的对华强硬派立马降低了调门。看来，美国经济界着实希望能推进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

    美国经济界出于自身的利益，确实希望发展中美关系，那么能代表美国整体利益的外交界又如何呢？是不是在失去佐利克后会使对华关系冷却呢？

    国务卿赖斯作为外交总管虽然主要关注反恐防扩、极端伊斯兰和中东问题，但是一个月前她却有惊人举措：任命华裔花样滑冰运动员关颖珊为美国首任公共外交特使。此举非同寻常。这不仅在于赖斯首创了公共外交特使这一岗位，开辟了美国外交史的新纪元，还在于在有如此重要意义事情上，竟然是由一位华裔为“首任”。其中的奥妙很值得人们品味。

    美国设立公共外交特使或许并不令人惊讶，因为这实际上是赖斯“转型外交”的重要举措。2006年1月，赖斯提出“转型外交”这一新理念。其基本精神是，为贯彻布什政府在全球推进民主这一战略任务，美国的外交要做出相应的调整，外交官要改变以往的工作方式，更加贴近驻在国的民众，更加深入地了解它们的国情，增强美国的影响力。“转型外交”的“新前线”是像中国、印度、巴西、印尼、埃及和南非这样的新兴大国以及非洲、拉美和中东的转型国家，重点是新兴大国。当然，赖斯在提出转型外交时，主要还是针对外交官，让他们改变工作方式，而且要调整外交人员的派驻结构，将更多的外交岗位由欧洲等盟国转移到“新前线”，此外还要增加派驻点，在一些国家的较大城市至少派驻一名外交官。可见，“转型外交”所带来的工作量是相当大的，而且落实起来也不容易。就拿增加派驻点来说，世界上将近200个人口超过百万的城市尚没有设立美国的外交机构，要是都设派驻点，就需要花很多钱，而要增加预算，还要惊动国会。为了尽快落实转型外交，赖斯开始利用民间的外交资源和力量，设立公共外交特使就是一招。按说，美国公共外交资源是很丰富的，而且对促进世界了解美国，拉近各国同美国的关系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设立公共外交特使则使民间外交力量与官方渠道结合起来，民为官用，官民结合，可谓是个创举。从某种程度上说，许多民间人物，特别是名人，在担负外交使命，促进世界对美国的了解，增进各国人民对美国的好感上，比外交官所能发挥的作用还要大。将民间外交资源开发出来，可谓是无本万利的事情。

    赖斯选定关颖珊为首任公共外交特使更能表明她的意图。转型外交的新前线主要是亚洲和非洲的非白人国家，一位黄皮肤的特使肯定要比白皮肤的更有亲和力，更易被接受。特别是选定一位华裔，寓意极为深刻。很明显，一个能讲汉语普通话和广东话，在北京和香港都有亲戚的关颖珊，更容易被中国人接受，她工作起来也更便利。由此可见，赖斯是将中国当成了转型外交重点的重点，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在美国心目中，中国是崛起大国中势头最猛者，是头号“超级大国候补”，但是中国又是最大的“转型国家”和 “处在战略十字路口的国家”，能否转型成功，对美国的全球战略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加强对中国的“转型外交”，既可以通过扩大接触、交往来影响中国，促使中国向美国所期望的方向走，而且还可以促进中国在反恐、防扩、经贸、能源、地区安全、全球事务等方面同美国合作，最终将中国塑造成“负责任的利害攸关方”。看来，美国是经济界与外交界同时出击，推进对中国的“转型外交”。



（《学习时报》第36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