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盟对外关系的调整，2005年初显端倪，2006年酝酿成熟，2007年充分显现。这种调整，是在由国际格局多极化和世界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引动的国际关系大调整的背景下发生的，是很自然和正常的。大国的对外关系都在调整，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或日本，无论是欧盟还是俄罗斯或印度。

    问题在于：如何调整，是用一种什么指导思想来调整。是用顺应时代潮流的新思维，还是强化“冷战思维”？

    欧盟对外政策的调整，是正常回归还是自我迷失，现在还看不大清楚，不能轻易下结论，有待于继续观察。但可以对已有调整的动因及影响作一个大致的评析。

    调整的复杂动因

    对于欧盟对外政策的调整，有一种分析认为，是出于对中国经济迅速发展而超过英法和赶上德国的嫉妒心理。还有一种观点认为，调整的动因在于德英法出现了战后出生的三位新领导人，他们要划清同前任的界限而标新立异。这样的分析有一定道理，但未免过于简单。欧盟对外政策的调整是内外因素复杂交织而成的。

    首先，欧盟对世界力量对比发生变化作出了误判。国际格局多极化不可逆转，世界力量对比发生很大变化。中国等发展中大国总体实力迅速上升，国际地位和影响有很大增强。俄罗斯在十多年低迷之后，走上大国复兴之路。美国的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已告失败，但仍保持唯一超级大国地位。美国为实现其“领导世界”的霸权需要，逐步改变“单边主义”的做法，拉拢欧盟，分化欧盟，并挑动欧俄、欧华关系。欧盟2004年急速向东扩大，吸收了10个国家入盟。从表面上看，欧盟总体实力有了增强，实际内部矛盾重重，对外协调行动能力未增反降。对于世界大变革形势，欧盟的一些重要政治力量作了几个误判：一是认为法、德前任领导人希拉克和施罗德反对美国入侵伊拉克，得罪了美国，使欧盟的国际地位和作用下降了；二是面对美国的“新欧洲”与“老欧洲”的离间挑拨，认为要同美国联合起来，共同抵制俄罗斯的“安全威胁”；三是认为中国等“非民主国家”的迅速发展，形成了对“西方模式”的挑战，因而需要同美国一起，对中国进行打压。在这些思想指导下，欧盟迅速修复并巩固“跨大西洋联盟”。因此，欧盟的这种调整，核心是向美国的外交政策靠拢，同时也涉及对华对俄政策。

    第二，欧盟对世界经济格局发生的变化并不适应。在经济全球化全面发展带领下，世界经济格局发生深刻变化。美日欧三足鼎立状况正在微妙改变。突出的标记就是新兴经济体的兴起。中国、俄罗斯、印度和巴西“金砖四国”经济迅速发展尤其引人注目。全球经济连续6年以5%以上的速度增长是战后所未曾有过的。新兴经济体对此作出了很大贡献。经济全球化使各大国之间的经济相互依存度增加，带来了合作共赢的机会，也伴随着激烈的竞争。欧盟对这种国际经济新形势下的竞争没有充分认识和准备。于是做出了两个举动：一是欧盟提出“跨大西洋经济一体化计划”，试图以世界两个最大经济体的“强强联合”，对付新兴经济体的竞争。但是这个计划是难以实现的，因为欧美经济关系也是既合作又竞争的关系，它们之间的竞争激烈程度甚至超过它们各自同新兴经济体的竞争。二是欧盟要同美国“步调一致”，共同在经济贸易问题上向中国施压，且集中在经济贸易不平衡和汇率问题上。经济贸易不平衡是个事实，但这是经济全球化发展情况下的国际分工问题。美国和欧盟把中国看成是“世界工厂”的投资地和它们商品的广大市场，赚回了大量金钱，过得很舒服。但当中国经济迅速发展，“世界工厂”的角色作了些转换，又当双方互为商品市场时，它们就不舒服了。如果有远见的话，如果双方平心静气进行协调的话，中国的这种发展对双方都是有好处的。问题是美欧要调整心态。特别是欧洲老牌市场经济国家更应懂得，竞争是激发创新的动力，是市场经济的本源。汇率问题涉及欧元不断升值，欧盟经济由此受损。但这主要是美元不断贬值造成的。因而欧盟同美国站在一起对人民币汇率问题施压就没有充分的理由了。

    第三，欧盟经济缺乏活力，发展相对滞后。欧盟发达大国原本对经济全球化抱有极大期望，以为凭借其经济和科技实力可获得很大发展机会，并可乘机推广“欧洲模式”。殊不知，十几年过去了，欧盟经济虽然也有不少进展，但因受主客观因素制约而未能完全跟上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的步伐。欧盟国家特别是法德两个大国经济增长速度缓慢，产业转移滞后，科技创新不足，失业率居高不下，产品成本降不下来而影响国际竞争力。降低福利等改革措施举步维艰。欧盟向中东欧国家扩展，带来了欧盟内部经济不平衡，制约了总体经济快速发展。欧盟经济缺乏改革的动力。全球化的迅速发展以及新兴经济体的兴起，实际上对曾经为欧洲起飞作出过积极贡献的“欧洲模式”提出了质疑。然而欧盟发达国家仍然摆脱不了“欧洲中心主义”的思想残余，居高临下地看待亚洲和非洲的发展。他们提出的问题是：“我们欧洲能给你们带去什么？”回答是，你们所渴望拥有的东西：民主的政府、先进的基础设施、公民的权利、世界级的企业、很高的教育和社会水准以及丰富的文化遗产。而他们看到的亚洲和非洲是什么呢？长期的贫困与落后，严重的环境恶化，广泛存在的城乡差距，人口问题，存在严重问题的银行体系，低能或失败的治理，还有核武器扩散和原教旨主义。

    “价值观外交”是“冷战思维”

    “价值观外交”又称“人权外交”，是西方发达国家打压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干涉别国内政的工具。欧盟对外政策调整主要涉及对美、对俄和对华关系。其中对华关系，尤以2007年德国总理默克尔抛出“价值观外交”最为明显。法国新任总统萨科奇仿而效之。默克尔还试图把“价值观外交”推广为欧盟对外政策的主导思想，但并不成功。

    民主、自由和人权是欧洲发达国家核心价值观，是人类文明的宝贵财富。然而，社会制度、经济发展水平、历史和文化背景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核心价值观，从而形成世界的多样性。它们之间的差异可以通过对话与交流达到相互了解。

    而“价值观外交”是打着“人权高于主权”的旗号，强制推行西方的核心价值观。

    默克尔虽然起劲地推行“价值观外交”，但“价值观外交”不是默克尔的发明，首创者当是美国。冷战时期，美国把“价值观外交”作为争霸世界和演变社会主义国家的工具。冷战结束之后，美国执意在全球推行美式“民主化”，把世界各国贴上“民主”、“非民主”、“独裁专制”和“邪恶轴心”等标记，扶植“民主斗士”、“人权卫士”，鼓动“颜色革命”，粗暴干涉别国内政和颠覆别国政权。然而，美国外交向来有“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之别。“理想主义”侧重于意识形态，“现实主义”侧重于实际利益。当然当权者一般都两手并用，各个时期或国别对象侧重点也会有所不同。就美国对华关系来说，一直是两手并用，但近年来，美国对华政策提出“利益相关者”和“中国责任论”。尽管美国的这种提法有其特定的含义，尽管美国仍坚持“人权外交”，但按逻辑推理，“利益相关者”和“中国责任论”的提出，表明美国更加强调和重视“共同利益”。

    其实，在国际关系或国家关系中，“战略利益”和“意识形态”相比较而言，当然是前者为优先。“意识形态”是实现国家的“战略利益”的工具。

    最近的事例也说明这个问题。法国新任总统萨科奇虽然也提倡“价值观外交”，但在对俄和对华关系上，把双方“共同利益”放在第一位，达到合作共赢的目的。而德国总理默克尔将“价值观外交”放在优先地位，冷却了几十年来双方领导人共同建造和维护的良好关系，是一种短视的政策，终将损害德国自身利益。

    “均衡战略”是欧洲外交的传统

    欧洲外交，从梅特涅到戴高乐、阿登纳，再到勃兰特、施密特、密特朗，直至科尔、希拉克、施罗德，都奉行“均衡战略”。所以列出这么一大堆人名，试图说明:“均衡战略”超越年代时期，超越党派利益，是欧洲根本战略利益之所在。

    欧洲“均衡战略”是根据欧洲历史与现状，根据欧洲地位与作用所确定的，是欧洲利益最大化的战略选择。冷战时期，西欧是美国的盟国，但戴高乐将军率先提出欧洲独立自强的主张。阿登纳首先提出美苏是“超级大国”的概念。当时欧洲还提出了“第三世界”这个概念。20世纪60年代之后，欧洲经济度过了战后恢复期而获得了迅速发展。为了确保欧洲安全与发展，勃兰特等一批欧洲政治家提出缓和东西方关系、反对军备竞赛、推动两个超级大国裁减军备特别是核裁军、进行南北对话等一系列战略性政策主张。在政治体制方面，欧洲根据自己的传统，基本上实行左右两党轮流执政的议会制而不同于美国。经济体制方面，欧洲实行同美国自由资本主义不同的社会市场经济。几十年来欧洲一体化在重重困难中向前发展，已经成为国际关系中一种重要的平衡力量。

    当然，欧洲的“战略均衡”是动态的，是在不断调整之中的。但其基准点是没有变化的，不会由于领导人更迭而迷失方向。

    现代欧洲“均衡战略”是由美欧战略思维和战略目标的不同所决定的。美国战略目标是全球称霸。美国由冷战时期的“争霸”到冷战之后的“独霸”为其全球战略。从20世纪90年代起，美国一直提出，美国是“一个具有全球利益的国家”，美国必须“领导世界”。欧洲则不同。欧洲没有“领导世界”的“野心”，欧洲主张世界和平与发展，以维护欧洲安全与发展为其战略目标。美国既然要“领导世界”，也就要求在政治、军事和经济上控制具有重要国际战略地位的欧洲。而欧洲承认国际格局多极化的发展，主张多极主义，反对单边主义（“单边主义”这个词是首先由欧洲人提出的），主张发挥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的作用，通过外交谈判协商解决国际和地区冲突。

    欧洲的地缘政治也和美国不同。它东邻俄罗斯，南接北非，中东是它的侧翼。维护其周边的安全与稳定也是它战略利益所要求的。 “9•11”事件后，美国发动“反恐战争”，同时以“反恐”为名推行霸权主义。欧洲既同美国一起联合反恐，同时又同美国的战争政策划清界限。首先是法德，接着意西反对美国的伊拉克战争。欧洲国家认为美国的过激反恐造成欧洲面临更多的恐怖袭击。事实证明，法德等国反对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的政策是正确的。欧洲国家新领导人没有理由现在为了向美国示好而对当时的正确做法表示后悔，也没有理由为此对他们的前任说三道四。如果美国执意要出兵打伊朗，“老欧洲”也未必会为美国利益而火中取栗。

    西方有的学者提出，美国和欧洲，一个是火星一个是水星。这种说法也许有点过分，但从本质上来说是对的。从战略眼光看，欧洲只有作为多极化均衡力量的一极才有自己的国际地位和发展机会。从美欧战略关系来说，“跨大西洋联盟”既不会破裂，也不是铁板一块。

（作者系中国当代世界研究中心研究员）

《当代世界》2008年第2期）